邦以民为本

词 目 邦以民为本
　　发 音 bāng yǐ mín wéi běn
　　释 义 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
　　出 处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示 例 ～，鱼饥费香饵。★唐·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用法 作宾语、定语；用于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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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民生思想探析

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老子民生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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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29 15:06:00 ] 作者：魏国栋 编辑：凌月仙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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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俭”视为国家之“深根固柢”。他认为，如果执政者注重节俭，就不会搜刮榨取、残民自肥，国家则会长治久安。他以盛水器注水与刀剑捶打为喻，提醒执政者不要贪求财货。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还告诫执政者不要误入歧途，追求奢华。他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可是有些执政者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他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居住的“朝甚除”，拥有的“财货有余”。与他们相比，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田甚芜”，“仓甚虚”。对于这样“非道”的执政者，老子痛斥为“盗竽”，即强盗头子。在老子眼中，英明的执政者要“去奢”，“多言数穷，不若守中。”

三、慎刑薄赋

纵观我国古代，每逢明君治国之时，执政者一般都会施行慎刑薄赋的政策。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而今，我国对农业税的最终免除，最高法院对死刑审核权的收回等等政策，更将慎刑薄赋的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老子推崇“无为而治”，他反对执政者任意刑罚，横征暴敛，对百姓施以苛政。他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执政者应体察民情民意，施行慎刑薄赋的政策，以自然和谐之道来治理百姓。

老子憎恨执政者随意设置严刑峻法，越职杀人。老子认为，生杀予夺之权是由“天”掌握的，而“天”则从“法道”的角度出发，会委托“有司者”专职其事，其他任何人不得擅用。可见，老子并不反对刑罚，只是痛恨执政者违背“天道”，任意实施刑罚。针对与此，老子郑重指出，执政者同百姓一样，在“道”的面前地位是平等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此，作为执政者不能滥用私权，对百姓任意处置，“执而杀之”。如果这样将会激起民怨，民生怨心，就会耿耿于怀，“和大怨，必有馀怨”。那么执政者最终会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正如老子所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

老子极力抨击执政者不顾百姓困苦，对百姓施以各种苛捐杂税，超过百姓生存的底线。他认为，国家正常运转，需要百姓负担一定的费用，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执政者不能为了“求生之厚”，过分地向百姓索取，造成百姓生活饥馑。“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饥”就会引发百姓的反抗，出现“民之轻死”、“民之难治”的局面，整个社会就会紊乱失控。在此，老子提到，百姓起来抗争当局，并不是他们自愿的，而是由执政者过分的刑罚苛税所导致的。特别是当执政者将百姓逼到“不畏威”、“不畏死”的时候，“则大威至矣”，那就会危及到国家社稷的生死存亡。为避免出现这种结果，执政者对于百姓就要“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采取“不自见”、“不自爱”的优良作风。

四、以正治国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不懈的价值追求。目前，公正也是解决我国当下纷繁民生问题的一把关键性钥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温家宝总理对此强调指出：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讲正义。

老子提倡公平正义，倡导“以正治国”，渴望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道治”社会。正如他所描绘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而达致此理想的和谐的社会，公正则是其首要的价值支撑。

老子认为，公平正义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其一，从个人层次。其二，从社会层次。

从个人的层面来讲，公正是一种存在于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也是个人追求的一种高深的思想境界。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在老子看来，个人在认知的道路上，首先要“知常”。“知常”即为懂得常道，而常道即自然的法则。个人懂得了自然规律，就会宽容待人的，宽容待人就会公正无私，公正无私就能考虑周全，考虑周全才最终符合自然的和谐之“天道”。“知”、“容”、“公”、“全”、“天”、“道”是人认识世界不同的思想阶段，而“公”则在其中，它是达到“道”的必然环节。当公正观念外化为行动的时候，老子进一步解释道：“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也就是说，个人要想做到公正办事，态度不要凌人，方式不要生硬，行为不要伤人。

从社会的层面理解，公正是社会的理性表现。当个人具备公正的思想观念，那么由个人按照各种关系集合的社会就会表现出公平正义。老子指出：“天道”就是奉行公正的。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在这里，老子把“天道”比作安装弓弦，如果想把弓调好，就应该把装高的弦弄低，把装低的弦提高，把多余的弦去掉，把不足的弦补上。“天道”既然是公正的，那么作为“天道”的生化物—社会，自然应体现公正。

老子的公正观，存在于他所希望的和谐的“道治”社会。现实社会却往往不尽其然，存在着诸多不公正的现象。老子认为，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违背“天道”的，必须加以消除。比如，在贫富分配上就明显存在着不公正，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益贫。老子慨叹道：“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将会严重地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为了遏制这种不公正，老子指出，社会必须要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来“损有馀而补不足”。只有“以正治国”，社会才会安定，国家才能富强。

由上分析，可见老子的民生思想构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其起点为尚民为先，合理内核为崇俭抑奢、慎刑薄赋，其终点为以正治国，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道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道治”是灵魂，尚民为先是根本，崇俭抑奢、慎刑薄赋是表现，以正治国是目标。它们之间紧密相连，层层相接。另外，我们也发现，老子的民生思想带有浓重的现实色彩，对现实充满了关怀，精确掌握老子的民生思想对目前解决民生问题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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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

謝詩堅 (飛揚) 1984/05著作

戰後三種思想演變


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正式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的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失敗於前，日本軍國主義者崩潰於後，整個世界出現了新的形勢。


一邊是美國軍力的膨脹，迅速地躍居西方集團盟主的地位，領導資本主義世界，另一邊是以蘇聯為首的集團，在東歐建立共產體係，也使到亞洲一些地區成為共產國家，如中國、北越及北韓（朝鮮）等。


但是，處在這兩個夾縫中的其他國家人民，民族主義的思潮強烈地表露出來。這種思潮反映在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自主方面，以擺脫殖民地的統治。


有些國家很快在戰後即取得獨立，如印尼、印度等，而有些國家延至五十年代或六十、七十年代才實現獨立的願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思潮的風起雲湧，居住在東南亞的華人，處在極為微妙的地位，他們在理論上，需要或歸屬於居住地區或傾向中國之間作一抉擇，但由於政治意識的分歧及一些華人採取保留的態度，造成了社團領袖或華人領袖，在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盡相同的。


如果從歷史的情況來分析的話，有的學者認為，戰後華人的政治態度一般上可以分成三個集團，王賡武教授說：甲集團主要關心中國政治和中國的對外政策；乙集團主要關心社區政治；丙集團已進入了非華人的權力政治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於土著、殖民地宗主國或是民族主義者掌權。(1)


不過，王賡武教授認為，自1945年以來，甲集團的狂熱已消退，許多人轉變成為乙集團，形成華人社區的統一與團結。飄浮不定的丙集團華人數目在增加，並努力向居留地認同。(2)


可是，這種情況在馬來亞乃至後來的馬來西亞並不明顯，換句話說，這種分析的科學性是有斟酌的餘地。因為戰後以來，馬來亞的華人就不曾出現過團結與統一的局面，而是繼續在政治上存在著分化，甚至是相互鬥爭的。


王賡武教授又在另一篇論文《馬來亞的華人政治》裡，將馬來亞的華人分成三個政治體：甲集團與中國的政治保持聯繫，經常與中國的命運認同；乙集團包括大多數 精明而講求實際的華人，保持低調或作間接的政治聯繫；丙集團是屬於那些少部份的搖擺不定的人，因為他們難於確定自己的身份，但一般上傾向於某種程度的對馬 來亞的效忠。(3)


這種說法，比前一種說法較為明朗，但末涉及思想上劃分他們的歧異。就我的淺見，馬來亞的華人在戰後所受到的政治衝擊，基本上可以分成下列三類： （一）傾向中國，但是屬於國民黨份子或是具有右派的思想。 （二）傾向中國，但思想左傾。 （三）土生華人，受英文教育，思想傾向西方，尤其視英國為其效忠對象，他們被稱為“巴巴”。


我之所以強調思想的差異，是由於本文嘗試對戰後馬來西亞華人的政冶演變，作一概括性的評述，以作為《戰前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一文的延續。



(02) 華人處在分裂狀態


無可否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喚醒了東南亞的人民，普遍對政治的醒覺和重視，民族主義的浪潮排山倒海而來。


但是，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算是比較緩慢的，以致不需經過流血鬥爭即能迫使英國讓步，當然這也是英國的深謀遠慮──在政治上讓步換取經濟的既得利益。


同時，也毋容諱言的，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思潮表現得比較強烈，進而結成一股政治力量，於1946年反對英國提出的馬來亞同盟（MALAYAN UNION），促使英國必須擬定另一種政治結構──馬來亞聯合邦，以確保馬來人的政治地位。


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於1948年2月1日生效，標誌著馬來人在政治上扮演積極角色的開始。


而馬來亞的華人，戰後初期，仍未培養起馬來亞的意識，傾向中國的，不論是左派或右派，熱衷於相互的鬥爭，尤甚於關心如何爭取獨立以成為新興國家的主人之一。


不關心政治的，仍然抱著只管經濟利益的態度，同時也擔心當地的左派運動波及而受累，寧可置身度外。土生的華人“巴巴”對英國有深厚的感情，繼續“迷戀”於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而受到庇護，甚至過於洋化的巴巴視英倫為其祖國，因此對於獨立運動是拿不定主意，而不加以重視。


基本上，華人是處在一個分裂的狀態中。


就拿1946年英國建議的馬來亞同盟來說：它是戰後英國所制定的一份協議書，以把馬來亞各州（不包括新加坡）置於英國的直接統治下。


“英國政府決定一旦政局復元而臨時性的軍事統治過去後，馬來亞同盟將成立，旨在創造一個更有效率的政府組織和促進馬來亞不同種族的馬來亞人民的團結。”(4)


但是，馬來社會鑑於未顧及各州蘇丹地位，和認為不利於馬來民族，乃群起反對。在著名的領袖拿督翁的領導下，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UMNO）成立，以反對馬來亞同盟，結果英國讓步。


另一方面，非馬來人長期在馬來亞居留後，將因此獲得合法地位及政治權利，卻表現得不熱衷。可能他們仍然對日治時代餘悸未消，長期以來他們未被英國接受為馬來亞人及被視為外來人，他們還是不能確定本身的身份，因此並不重視這個問題。(5)


全文见：

http://us.share.geocities.com/cheahseekian/cskBOOK/cskPMC02.html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2007-04-27 21:51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1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东南亚历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有效途径 —— 那便是，一方面，建构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地理区域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克服这样的一系列难题：如学术研究的落后、资料的匮乏、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易于落入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与印度中心论误区的危险。本质上，这是旨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个地区框架形态特征与旨在构成该整体框架形态特征的各具体详细的经验个案研究之间对立统一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辩证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根源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知识困境，即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努力摆脱外部历史建构包袱的非殖民化的同时和突然间于地区社会内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范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卢(Jacob van Leur)富有挑战性著作的启发下[1]，时为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斯迈尔(John Smail)发表了著名原发性的理论论文，呼吁“自主的视角” （autonomous perspective）的东南亚现代史。斯迈尔认为，所谓“自主”的历史，既非“欧洲中心论”，亦非“亚洲中心论”，而是更平衡的东南亚地区“内在”的历史，同时考虑殖民的冲击与社会的变迁。在撰写“自主”的历史时，他认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应该从过分强调殖民关系转移到地区内在的发展，承认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变化，强调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2]
　　
　　１９６２年，耶鲁大学贲达(Harry Benda)提出以“结构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历史。所谓“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至少有以下涵义：第一，东南亚历史结构应该通过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第二，一系列地方社会的比较与社会学的研究，将为整个东南亚提供便利的、结构上大体类似的理解和框架。这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研究缺少详细历史证据的替代范式，而且不适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一种方法。第三，结构变迁的研究应该从考察受其影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3]
　　
　　而康奈尔大学沃尔特斯(O.W. Wolters)则强调“地方或次区域的研究方法”(local or sub-regional approach)。他把东南亚理解为由“次地区组成的区域”，更突出贲达所触及的各地方和次地区历史的重要性。１９７０年，沃尔特斯宣称：“东南亚历史研究必须经常考虑到如何从某一特殊的地点看待这个世界”。[4]后来，他进一步阐发道，地方与地区历史的研究手段应加上文化的涵义，即以各文化社区和地区内部关系的形式来区分地区历史特征。[5]也许这里，笔者还应该提到“解构东方主义”（deconstructing the “Orientist” ideology）的理论背景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 “重新评估”东南亚与东南亚“新历史” 的经常呼吁。她认为，动摇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不仅仅只是揭示东南亚人（本土居民与移民）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构欧洲人界定和描述东南亚社会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和误导的思想、范畴和心态。西方学者的自身优越感与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强大力量与继承性的蔑视，正是对真实的亚洲世界和历史的根本误解的必然结果。[6]
　　
　　所有这些新的思潮下的重建东南亚历史的范式，共同集中指向探讨一个几组关系的主题：继承与变迁的关系，冲突与适应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一般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沿着这些视角、途径和主题，几十年来，东南亚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详细的地方个案研究来填补空白，却一直没有试图检讨框架或发起理论创新的努力。难怪著名的东南亚学者麦可薇（Ruth McVey）认为，斯迈尔（John Smail）的理论呼吁“尽管广受赞扬，却鲜少真正为东南亚研究者所贯彻落实，也没有开拓其他新领域视野的努力”。[7]　
　　
　　在反殖民历史的这一共同使命的战略上，所有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相反，这恰恰是他们的共识。如果说要有差别，那也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面不同：即破坏与建设的方面，或如何执行贯彻的方针上的不同。这里，笔者仅想就东南亚学界和华侨华人研究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要素作一些澄清。这些要素是“地区” (region)、“种族” (ethnicity) 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与之相对应，其他三要素可以分别为“地点”（place）、“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围绕这些要素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参数，如机构（institutions）与互动关系(interactions), 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个要素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关系。“地区”意味着某一地点（locality）和它周围的世界(its surrounding worlds)；“种族”意味着某一社区（community）和与之对应的异族社区（its counterparts）; 而“东南亚变迁”揭示着某一历史背景(background)和变化与承继的进程（process）。这三大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最终是如何成为阐发和锻造东南亚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下面，笔者将作一概要说明。
　　联系我们刚提到的理论困境，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和各个许多详细经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地区”的视角与手段，既成为一种战略（strategy）又成为达到目的的技巧（technique）。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鉴于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千差万别（heterogeneity）和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鲜明特征，相信唯有足够多的地方与地区详细的经验研究后，我们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努力与目标才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第二，而在专门经验调查的可行性上（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地区”的研究手段又可成为考察地区内各种关系、外部冲击和内部适应等动力的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和分析单位，即地方州与社会(local state and society)。第三，更重要的是，“地区”的视角和手段，反映了东南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跨越国家政治与行政边界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东南亚历史上跨国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网络、流动与互动关系，主要在这些重要地区活动平台上上演。
　　至少在岛屿东南亚，历史上，殖民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中心。实际上，很多马来各州各自是在自己超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区内自主地运作。比如，新加坡与周围的廖内（Riau和柔佛(Johor)就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北马槟城(Penang)、吉打(Kedah)与印尼苏门答腊(Sumatra)、和泰国南部通扣（Tongkah）等形成一个以槟城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区。此外，像爪哇与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与周边地区、以及苏禄海区域等等，也是这种超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例子。历史上这些区域集团，于今天，再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动力的主要基地，有的已经重新崛起为或正在成为东盟“成长三角”。重新评价东南亚历史，应该首先承认这些广阔区域与次国家、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性。
　　尽管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地区”的认同与界定必须同时跟“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联系对应起来考察。具体地说，尝试还应包括参照“种族”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等要素。我们所讨论的时期（time）与地区（place）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东南亚。这同时是一个经历着巨变和转折的时期和地区，一个改造和建立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政治体制的宏大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大变动和进程中，所有的种族　——　无论欧州人、本土东南亚人，还是外来移民（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　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这一大进程与变动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起了重要作用。各种族各自相应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和重新评定，而不能厚此薄彼，任意歪曲、甚至抹煞。在这一急剧的大变动进程中，特别是新社会与新经济的创造和形成，事实也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要素在内的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里，从正面、积极和既定的意义上（而非相对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道德清算上），东南亚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创，一刀切地简单贴上单一的标签，如“殖民”(colonial)、“移民”(immigrant)，或“本土”(indigenous)的经济与社会。这正是东南亚多种族政治与多种族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反映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华人、混血妇女和荷兰人间的复杂互动的“奇怪的伙伴”(strange company)关系中；[8]　反映在本质上为移民与殖民者商业合作的东南亚企业家少数群体间的“联合的社区”里(conjoint communities)；[9]反映在移民华人与本土当权者间的“阿里峇峇”(Ali-baba alliance)联盟里；[10]更反映在已经引起很多讨论的殖民统治者与东南亚本土民族间的“冲突和适应”模式里。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鉴于同时兼容地方州和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地，鉴于东南亚多种族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对称的、全面的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能否以“华人移民”（immigrant Chinese）为切入点，通过对其集中关注，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重建东南亚真实的历史进程呢？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组重要的结合：第一，东南亚“多种族”社会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地方州及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重要结合；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与整个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结合。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角唯有与东南亚历史研究新视角相结合起来，前者置身于后者的框架内考察才会有意义。两者的研究，并不是好像互不相干、平行并列的两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重写东南亚历史应该考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上移民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变动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如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跨国界间进行、需要与很多不同、而不是某单一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不同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是怎样影响华人商业、又是怎样被华人商业所影响的？
　　相应地，这进一步涉及一个双重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甚至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deep-rooted）的历史作用；反过来，东南亚华人研究也应该被嵌人（be embedded）更广阔的背景与框架下，考察多方面的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把华人密封起来、静态地置身于自己狭窄的社区界限范围内。移民华人的历史作用，在最近的东南亚文献里，固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指出的那样，它依然一直是“一个总体说来研究薄弱的次学科分支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11]
　　２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挑战与困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冷战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同化与效忠成为政治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华人问题”核心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è）把当时政治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两种理论方法归纳为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狭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华人传统组织形式，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社团、秘密会社等，以寻求华侨华人对付外部挑战反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释。而广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把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华人地方生存与文化政治适应的程度、方式和策略等等。[12]
　　但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特性与问题，两者兼融的最好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一段非常精辟的著名阐释中不得不承认：
　　在努力研究海外华人时，人类学家肯定会发现他的人类学偏好(prejudices)会逐渐被侵蚀掉。他必须是移动的(mobile)。当他苦于在不能看见他的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同时扮演其多种角色时，他必须学会按压住自己的不耐烦。他必须满足于零碎的和直接的观察。他必须调整他的视野，这样，他或许才会不仅从最直接的位置，而且从移民发源地的社会，从移民新的安身立命的最大范围的居住地，从他们融入的非华人社会等整体框架里，发现行为和思想。[13]
　　最近，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对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陈腐范式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一种范式强调华侨华人作为“外来移民” 因素的作用；另一种范式强调“海外华人”流动不定的裔群与网络特性。一种滑入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落入感情情结(sentimentality)。她一针见血地观察到：
　　在第一种范式中，通常的框架是东南亚国家。国家疆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史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中，华人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整合的侵入性代理人和殖民主义或全球资本的工具，诸如包税商人、种植园主、高利贷者、杂货店主和独裁者的密友等等。结果，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里，他们通常被忽视和排斥在土著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如蒲甘、阿瑜陀耶、满者伯夷等），伊斯兰教士的宗教著述，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事迹等等之外。而当他们不被忽视时，他们却又往往被视作“问题”：或作为外国的和潜在的背叛者；或作为群众义愤和政治剥削的牺牲品。另一群裔的视角，同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背景下的外来特性，但想当然地假设，鉴于华侨华人基本的与明显不变的身份认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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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东南亚政治变革的方向

尽管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是在二战以后才获得独立地位的，但如今的东南亚却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最有活力、政治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地区之一。未来的东南亚该何去何从？这是李文教授主编的《东南亚：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重点探讨的问题。

　　在20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起政府权力相对集中、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治体制。虽然学术界对威权主义这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存在诸多疑虑，但是东南亚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却为这种政治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并强有力地证明了“适合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最能带来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后，东南亚政治体制向民主化的转型已初见端倪，但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国家也面临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一方面，全球化和东南亚本身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亚已经发生的变化却没有为自身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定或提供现成的路线与模式。

　　目前东南亚国家至少有下述数种“实际”在其政治民主化模式形成方面具有限定或制约作用。

　　首先，东南亚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转换”存在“断裂和扭曲”，“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动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由于东南亚的经济增长最初是依靠威权主义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少数政治精英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第一要务的结果，是一种“目的意识型的现代化”，所以应该从经济发展中内生出来的阶层变动和结构调整，由于自主性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无法及时发生与之相适应。

　　其次，有革命性的中产阶级虽然一向倡导政治民主和社会现代化，但是东南亚的中产阶级却因为其产生时期的特殊背景以及其阶层来源的复杂性，依然保持着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关系。害怕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欲不强，导致其保守与革命的双重性并存，决定了这个阶级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再次，虽然东南亚因其地理位置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也随之有所加强，但东南亚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东南亚有穆斯林国家、佛教国家，天主教、儒教、印度教也有相当影响。如果要将这些不同文化和民族信仰统一交融、和平共处，单一的西方民主制模式显然勉为其难。

　　此外，东南亚外向型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显露出弊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些调整和变化仍然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主导和调控；东南亚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都在威权主义政权下仅仅保留了一个民主形式，并没有发挥其民主的功效，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东南亚目前还难以为自身的政治体制向西方民主制变革提供足够的土壤和养分。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的最终研究成果，《转型》提出了诸多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但“转型中的东南亚仍须走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则是该书最基本的看法和结论。东南亚的政治变革更多的是一个自主过程，大众通过选举制度扩大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地还政于民，应该是这一变革的主要途径；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仍需东南亚人民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来源：《光明日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8/5160809.html

在马来亚独立前或成立前的政治社会情况

欧洲统治

奥斯曼帝国终结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上连接，而与印度的贸易又被垄断在阿拉伯商人手中，这迫使欧洲国家寻找通向印度的海路。1498年被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出的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绕过好望角通向印度的海路。1511年阿丰索·德·欧布盖克带领远征队来到马来亚，经过一个月的围攻后他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成为葡萄牙东方领土的首府。

马六甲的最后一位苏丹的儿子逃到民丹岛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柔佛苏丹国。马六甲的统治消失后马来亚分裂为众多互相之间争战不停的小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亚奇、文莱、柔佛和霹雳。其它国家有万丹、日惹、吉打、雪兰莪、苏禄和丁加奴等。16世纪末欧洲商人在马来亚北部发现了锡矿，通过出口锡霹雳富强起来了。但是欧洲殖民势力还要不断在这里扩张。葡萄牙获得了对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的控制。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

1596年荷兰人到达这个地区。出于宗教原因和作为贸易上的对手荷兰与葡萄牙矛盾非常大，荷兰致意要将葡萄牙驱逐出富饶的东印度群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下他们很快就占据了爪哇岛上比较弱的苏丹国。1619年他们建立巴达维亚为他们的首府。从这里他们向群岛进发。他们与柔佛联盟来对付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和强大的亚奇苏丹国。1641年，在数次尝试后荷兰与柔佛的联盟终于占据了马六甲，打破了葡萄牙的统治。只有葡属帝汶还属葡萄牙。在荷兰的支持下柔佛得以在马来亚获得一个霸权地位，只有霹雳得以通过周旋于柔佛和暹罗之间保持其独立。

这段时间里马来亚国家的虚弱为从其它地区到来的移民创造了条件。从印度尼西亚东部来的海盗经常袭击马来亚海岸地区，1699年他们刺杀了柔佛最后一位马六甲血统的苏丹，控制了柔佛，其他海盗控制了雪兰莪。从苏门达腊来的米南加保人也移居马来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森美兰。柔佛的覆灭在马来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势力真空。暹罗的阿育他耶王国部分占据了这个真空，将北部的五个马来国家——吉打、吉兰丹、巴塔尼、玻璃市和丁加奴——变成自己的附属国。柔佛覆灭后霹雳成为马来亚的领导国家。

18世纪马来亚对欧洲的重要性剧增。尤其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茶的贸易以及对马来亚的高质量的锡的需求大增。马来亚的胡椒在欧洲也享有盛誉。在吉兰丹和彭亨有金矿发现。锡矿和金矿及其附属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第一批移民涌入，一开始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后来则是华人。他们在城市内居住下来并很快就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作用。此后200年里这个分布对马来亚来说是典型的：马来人主要生活在农村，并越来越强地受到富的城市移民社团的控制，就连苏丹们也无法抵挡这些城市移民的力量。

从17世纪开始英国商人到达马来亚水域，但直到18世纪中基于英属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开始对马来亚真正感兴趣。由于该公司与中国贸易的增加，它需要在这个地区设立基地。虽然英国使用过不少不同的岛屿作为基地，但是一直到1786年它从吉打的苏丹租借了槟城才拥有了第一个长久的基地。此后英国又在槟城对面的大陆上租借了一系列地区。1795年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占领了荷占马六甲来防止法国在此立足。1815年英国将马六甲交还荷兰时，英国总督斯坦福·莱佛士欲在当地寻找一个取代，1819年他从柔佛苏丹手中获得了新加坡。槟城和新加坡，加上荷兰作为海上势力的不断没落使得英国成为马来亚的支配势力。英国使用马来亚来抵挡暹罗的扩张。19世纪里马来亚的苏丹们称为英帝国的忠诚附属。

英属马来亚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署协议最终确立了英国对马来亚的霸权，同时也决定了今天马来西亚的雏形。荷兰撤出马六甲并放弃所有在马来亚的利益，而英国则承认荷兰对东印度剩余地区的利益。这个瓜分在马来亚地区划了一条人为的界限，这条界线遗留至今。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联合组成了海峡殖民地，由新加坡总督管理。在19世纪里英国与马来亚的其它国家签署协议，在这些国家中设立代办，帮助这些国家的苏丹管理其国事，这些代办很快就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对英国来说，拥有锡矿的霹雳的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霹雳也是第一个与英国签署协议同意英国管理的国家。柔佛是最顽强的一个国家，一直到1914年才放弃其独立性。1909年被削弱的暹罗同意将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丁加奴让给英国。暹罗保留了对巴塔尼苏丹国的控制。使得今天泰国的南部依然有一个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给后来的泰国政府造成了不少麻烦。

19世纪后半部英国还获得了对荷兰从未立足的婆罗洲北岸的控制。这个地区的东部（今天的沙巴）则由受西班牙属菲律宾控制的苏禄苏丹的名义统治。余下部分则是文莱苏丹的统治地。1841年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布鲁克从苏禄苏丹手中租借了古晋并称自己为沙劳越的“白拉者”。此后他不断入侵文莱，扩张他的领土。婆罗洲的东北部被英国商人殖民。1881年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被允许控制这块地区，理论上他们受新加坡总督监督。西班牙属菲律宾从未承认苏禄苏丹对这些领土的丧失，这是后来菲律宾称拥有沙巴主权的理由。1888年剩余的文莱部分成为英国保护国，1891年英国又一次与荷兰达成协议确定两国在婆罗洲的边界。这样今天马来西亚的边界就在殖民势力完全不顾种族和语言因素的瓜分下形成了。

1910年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范围成形。海峡殖民地成为一个英国海外领地，由一个总督在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监督下管理。这个领地的居民中半数是华人，但是不论他们的种族他们均是英国国民。最早接受英国代办的四个国家，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组成了马来联邦。名义上它们依然独立，但是从1895年开始他们受一个英国总代办管理，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未加入联邦的国家享受比较大的独立性。不过它们也无法抵抗英国代办的意愿。英国最紧密的马来盟国柔佛享受拥有自己的宪法的特权，其中规定苏丹有任命内阁的权利。不过实际上每次苏丹均首先必须与英国讨论他的任命。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9469717.html?si=2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iya Renmin Kangrijun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迫近霹雳、怡保等地，马来亚共产党组织人民进行游击战争，配合英军作战。首批报名参加游击队的 161人，在新加坡经过短期训练后，陆续进入雪兰莪、森美兰和柔佛等地。1942年 1月间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有4个支队）。
1942年 2月，马来亚沦陷。马来亚抗日军各支队处境困难，物资缺乏，疾病侵袭，但依靠群众支援，抗日组织不断扩大，遍布马来亚各地。他们活跃在矿场、胶林、平原村庄，截断日本侵略军的铁路，袭击敌人的据点，实行灵活的游击战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许多地区并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在 3年半期间，抗日军作战 340次、毙伤敌军5500多人，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1945年8月末，抗日军发展到8个支队，约7000人。
日本投降后，马来亚共产党及马来亚抗日军同英军谈判。人民抗日军正式解散。
（林金枝）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baike/1002/2008/200805141484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