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yy.cass.cn/file/200512177276.html
历史观点 又称“历史主义”。把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置于特定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和分析的观点。有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萌芽于18世纪中叶，形成于19世纪初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卢梭、德国的黑格尔。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人类历史经历着依次发展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各个国家、民族、个人都有自身的历史条件、特定的属性。基于对历史发展这种认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主张对历史发展持客观态度，注重史料的分析研究，对历史事件要“如实直书”，不加评论。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包含某些合理的因素，但它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不可能给人们提供真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研究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关系的总和，其中物质关系是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以当时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即物质关系为出发点，找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的根
本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
因此，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要坚持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中揭示其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在坚持物质关系为决定性因素的前提下，要充分重视社会思想、个人思想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划分了不同的阶级，因此，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分析要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要注重对参加者的主体的研究，注重人民群众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重他与人民群众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相互关系。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根据，正确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科学的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
（附注：阅毕，这资料夹杂一些主观的观点，如何正确认识历史有些残缺。）
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
到底谁写历史？
http://vip.bokee.com/20080604545583.html
到底谁写历史
林明理
每年总有一些日子值得人们纪念。除元旦、春节、中秋等日子主要是以天文地理特点确定的外，别的大多数都因其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而设立，比如各个国家的国庆节，历史悠久的圣诞节、复活节、端午节，还有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等。耐人寻味的是，后一类节日、纪念日，在当初发生相关历史事件时，很多当事者恐怕未必想得到，自己参与的那一天会成为后人的历史纪念日。比如，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城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并最终获得胜利。当时的人们恐怕想不到，这一天后来竟会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节日。又比如，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参加爱国游行的学生们恐怕也绝不会想到这一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更不会想到这一天竟会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性纪念日“五四青年节”，当时他们恐怕正遭受北洋军阀的咒骂和某些舆论的抨击呢。于是，我的头脑里不禁也产生了一个千古之问：到底谁写历史？
谁写历史？毫无疑问，史官们就是写历史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史官们的历史著作构成了先秦文献的重要一支。最初是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师不仅主持占卜、沟通人神，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到了周代，才有了专门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统治者言论及国家重大事件的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也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定罢，史官是不能随意撤换的。虽然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史官们地位低下，但由于具有一定的如实记录历史事件的权力，加上又不能随意撤换，大凡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有所惧怕——怕给历史留下骂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齐太史”的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令其改写不成，杀了齐太史。又叫其弟接着写，还是那句话。崔杼又杀其弟，叫三弟四弟来，还是一样，最后弄得崔杼也徒叹奈何。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个主动要“送死”的“南史氏”，“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一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中国古代手无缚鸡之力的史官，竟然成了对无恶不作的专制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应该说是古代中国漫漫专制长夜的一个难得的亮点。
可惜这样的“独立史官”般的历史传统延续不了多久。也可能后来的统治者学会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一套，司马迁之后的史官很少再有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传统了。此后的受皇家豢养的史官们只会颂扬“君圣臣忠”“国运昌隆”“国祚永续”了，梁启超先生因而直斥“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家史也”。史官们的著作，还有几部是可信的？
于是又有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是，就如同别的诸多的“人民”最后都变得空幻一样，怎么样的“人民”，哪一个“人民”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也是值得推敲一番的。就拿说这句话的主人公来说罢，他所寄予希望的“人民”，当时正全国上下到处痛骂他为“工贼、汉奸、卖国贼”，正高喊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不能翻身”呢。人民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吗？也不一定。要是有人能对人民施行足够的封锁、灌输、“引导”，并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对既往的历史加以刻意的选择、隐瞒、编造，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历史，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人民对这位主人公作出稍为客观公正的评价，那可已经是在他含冤被折磨而死十几年之后了——只有生活在充分开放环境、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民，才会认识、才会写出真实的公正的历史。
而从当代社会的历史考证历史研究的职能、历史教育的功用看，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应该是“写历史”的。但是，据说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著者总会不可避免地带着有色眼镜。比如，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史，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历史著作会一样吗？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亚历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会一样吗？对于现当代的中国历史，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会写出同样的历史著作吗？不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评价可能不一致，而且对历史事实的记叙也可能会互相矛盾。那么，对于各国家各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我们又该相信哪一种“历史”呢？更何况，某些“历史学家”还会秉承某些旨意，对历史进行刻意的取舍、隐瞒、加工、创造呢。于是，又有了那句著名的愤激之言：“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书之外。”
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多的真正真实、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呢？我们在期待！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我们现在奉为圭臬的某些东西，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笑掉大牙；我们现在认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某些人事，又极可能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来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同样可以坚信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环境的不断开放，随着人们思想、眼光的不断开阔，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信息自由进程的加快，人民越来越真正拥有了记叙真实历史的权力，某些人要按照自己的卑鄙意愿垄断历史、隐瞒真相的时代必将一去不复返！而隐瞒伪造历史的卑鄙之徒也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勇于直面自身历史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只有人民能够秉笔直书当代历史、眼下历史的时代才是最有希望的时代！
谨以此文纪念古今中外那些不该被历史遗忘却差不多已经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们。
到底谁写历史
林明理
每年总有一些日子值得人们纪念。除元旦、春节、中秋等日子主要是以天文地理特点确定的外，别的大多数都因其具有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而设立，比如各个国家的国庆节，历史悠久的圣诞节、复活节、端午节，还有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等。耐人寻味的是，后一类节日、纪念日，在当初发生相关历史事件时，很多当事者恐怕未必想得到，自己参与的那一天会成为后人的历史纪念日。比如，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城的二十一万六千余名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并最终获得胜利。当时的人们恐怕想不到，这一天后来竟会成为国际性的劳动者节日。又比如，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参加爱国游行的学生们恐怕也绝不会想到这一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更不会想到这一天竟会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性纪念日“五四青年节”，当时他们恐怕正遭受北洋军阀的咒骂和某些舆论的抨击呢。于是，我的头脑里不禁也产生了一个千古之问：到底谁写历史？
谁写历史？毫无疑问，史官们就是写历史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史官们的历史著作构成了先秦文献的重要一支。最初是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师不仅主持占卜、沟通人神，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到了周代，才有了专门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统治者言论及国家重大事件的史官。《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也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定罢，史官是不能随意撤换的。虽然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史官们地位低下，但由于具有一定的如实记录历史事件的权力，加上又不能随意撤换，大凡稍有头脑的统治者都有所惧怕——怕给历史留下骂名。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齐太史”的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令其改写不成，杀了齐太史。又叫其弟接着写，还是那句话。崔杼又杀其弟，叫三弟四弟来，还是一样，最后弄得崔杼也徒叹奈何。更可怕的是还有一个主动要“送死”的“南史氏”，“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文天祥《正气歌》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一令人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中国古代手无缚鸡之力的史官，竟然成了对无恶不作的专制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应该说是古代中国漫漫专制长夜的一个难得的亮点。
可惜这样的“独立史官”般的历史传统延续不了多久。也可能后来的统治者学会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一套，司马迁之后的史官很少再有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传统了。此后的受皇家豢养的史官们只会颂扬“君圣臣忠”“国运昌隆”“国祚永续”了，梁启超先生因而直斥“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家史也”。史官们的著作，还有几部是可信的？
于是又有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可是，就如同别的诸多的“人民”最后都变得空幻一样，怎么样的“人民”，哪一个“人民”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也是值得推敲一番的。就拿说这句话的主人公来说罢，他所寄予希望的“人民”，当时正全国上下到处痛骂他为“工贼、汉奸、卖国贼”，正高喊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不能翻身”呢。人民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吗？也不一定。要是有人能对人民施行足够的封锁、灌输、“引导”，并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对既往的历史加以刻意的选择、隐瞒、编造，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历史，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人民对这位主人公作出稍为客观公正的评价，那可已经是在他含冤被折磨而死十几年之后了——只有生活在充分开放环境、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民，才会认识、才会写出真实的公正的历史。
而从当代社会的历史考证历史研究的职能、历史教育的功用看，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应该是“写历史”的。但是，据说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编著者总会不可避免地带着有色眼镜。比如，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史，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国家的历史著作会一样吗？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亚历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会一样吗？对于现当代的中国历史，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会写出同样的历史著作吗？不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和评价可能不一致，而且对历史事实的记叙也可能会互相矛盾。那么，对于各国家各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我们又该相信哪一种“历史”呢？更何况，某些“历史学家”还会秉承某些旨意，对历史进行刻意的取舍、隐瞒、加工、创造呢。于是，又有了那句著名的愤激之言：“真正的历史，存在于历史书之外。”
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多的真正真实、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呢？我们在期待！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我们现在奉为圭臬的某些东西，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笑掉大牙；我们现在认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某些人事，又极可能在我们的子孙后代看来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同样可以坚信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环境的不断开放，随着人们思想、眼光的不断开阔，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信息自由进程的加快，人民越来越真正拥有了记叙真实历史的权力，某些人要按照自己的卑鄙意愿垄断历史、隐瞒真相的时代必将一去不复返！而隐瞒伪造历史的卑鄙之徒也必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勇于直面自身历史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只有人民能够秉笔直书当代历史、眼下历史的时代才是最有希望的时代！
谨以此文纪念古今中外那些不该被历史遗忘却差不多已经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们。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fr=ala0
首先，研究历史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不但是哲学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人类的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自然包括对自己过去的好奇心。
研究历史，可以避免我们重新走以前的弯路。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打赢？结论是我们不可能打赢，因为我们已经整体落后了。可是为什么一场注定要打败的战争，我们还要打？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开战前认识不到一定会打输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当时的中国人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了么？显然没有，于是才有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不战而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之战的失败等一系列的失败。中国面对列强屡次失败，而日本则未战就屈服，然后通过明治维新奋发图强，迅速崛起。面对现代化的机遇，日本之所以能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获得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惨败，认识到反抗的后果，所以采取了貌似屈辱，实际则更积极主动的政策。
我们犯过错误，为此我们耽误了整整138年的时间（1840-1978），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再次发生？我们不研究历史行么？说句题外话，我认为中国近代的断代，与其定成1840-1949，不如改成1840-1978更恰当。
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阶段，这次复兴，我们是能再次创造一个汉、唐、永乐、康乾那样的强盛时代，还是只能创造一个西晋、元初那样的短暂兴盛时代？我们应该效仿汉、唐、永乐、康乾的什么？避免西晋、元初时代的什么？不研究这些问题，行么？
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衰落还没有到来，反而在美国爆发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怎么了？社会主义怎么了？为什么只有欧洲是延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描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发展顺序，而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整的延着这条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的规律还是仅仅是在欧洲的特例？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以及阿拉伯、东南亚的）封建社会真的是封建社会么？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明清还有家奴，就说明清还是奴隶社会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代就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说中国就一定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我们从国外学来的，现在我们又正在学习外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规范，甚至我们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也都在向资本主义靠拢，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在我们国家融合么？这两颗外来的果，嫁接在我们这五千年的老树上，最后能有什么结果？
日韩和台湾的发展现实表明，资本主义能够在有几千年传统的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甚至比本来应该更有优势发展资本主义的印度、南美、北非更成功，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借鉴什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东亚国家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原因。
《历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故事的精彩和丰富性可以和《史记》相比较的。这本书开篇就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而《史记》则只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才很谦虚也很骄傲的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里有这样的比较,《历史》关注人类,为人类的功业赞叹不已,认为应该使这些功业为人传诵。《史记》则要传达“一家之言”,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已经有孔子的《春秋》臧否人物,“修旧起废”,使“学者则之”的气概。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呢？
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些有趣的论题,可却没有被《史记》涉及。例如《历史》中说,埃及人相信自己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国王的时候（公元前664年）,埃及人曾经想知道这一点,于是普撒美提科斯找了两个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但不许任何人在这两个婴儿面前说一句话,为的是知道他们一生下来第一次说出的话是什么。两年过后,牧羊人把孩子领到国王面前,结果听到这两个孩子说着一个“倍科斯”的音,国王于是调查这是哪个民族的话,结果发现这是普里吉亚人的“面包”这个词,于是埃及人就放弃先前的说法,转而认为普里吉亚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这种关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在中国相类似的可能是关于纣王的传说。传说中纣王为了知道怀胎的是男或女,而下令将妇女剖腹,为了知道老人和年轻人的骨质区别而将两个人的腿骨砍开。而且普撒美提科斯的这场实验也带有无视这两个婴儿的权益的成分,还有更为冷酷的版本说,他是叫一些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婴儿的。这是希罗多德记录的埃及人自己的故事了,而希罗多德本人为了证实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还来到埃及的邻居,了解到埃及的纪年,月份的划分等等都是“最先的”。而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少看到类似希罗多德那样的对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是中国历史上缺乏好奇心这种东西吗？也许是两个地方的历史学家兴趣不同而已。
在对埃及的地理和历史的考察中,还提到了希腊人对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从而给埃及带来灌溉水和肥沃土地的现象所做的解释,这一记载有这些可以注意的特点,第一,这些观点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第二,他记载了不同的说法,尽管他认为有的不值得相信,第三,这纯粹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并不是任何“究天人之际”,“可以知得失”的努力。第四,在提到这些观点之后,他自己也忍不住着手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使得这场解释进行得就象一个学术论文一样：收集关于这个事物的观点并加以评判,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形多次出现。但在埃及的记叙中,希罗多德并没有罗列和追究埃及历史上国王的谱系,而《史记》在开篇的黄帝本纪则不然。尽管希罗多德曾经造访祭司并听说了埃及王国的起源。我想这并不是希罗多德不相信这个谱系,只能说是希罗多德对这个谱系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埃及人的缘故？而对于太史公,我想是因为其家世可以追溯到“昔在颛臾”的被黄帝族系任命为司天或司地的“南正重”“北正黎”,则很难克制对旧日主子--黄帝家族的兴趣。
《历史》中还有一个精彩故事,说的是冈比西斯死在远征埃及的征途中之后,大流士等波斯贵族行刺纂位的玛哥斯僧,夺回波斯的统治权。故事的精彩部分在当七个起义的贵族平定局势之后,讨论波斯的统治权的时候，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贵族说：“我认为应该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么这种独裁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相反的,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那美好的名声,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错误...,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给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美伽比佐斯则反对民主制,主张实行寡头统治,他说,“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民众既然不知道,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和最妥当的,而是象一条泛滥的河流那样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这一批人物”,大流士则主张独裁,他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的,他能够完美无缺的统治人民,为对付敌人而制定的计划又可以隐藏得最严密”,他在论证民主或者寡头制由于互相争斗都会最终导致独裁之后,说“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予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独的统治者？...再说,我们也不应该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结果,大流士的意见以4：3被通过,在决定这个独裁者应该是谁的时候,七个贵族还约法三章：一,首义者欧塔涅斯,他明确表示他及他的后代不能被未来的国王支配,每年将得到奖赏,二,七个人可以不经通报就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三,国王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里选择妻子。
他们进行了一次比试,他们在一个清晨来到市郊,结果大流士的马首先嘶鸣起来,据说是因为马夫在那个时候把摩擦过母马阴部的手放到了大流士的马的鼻子上。按照约定大流士当上了国王。
这个故事看了之后,让人很想知道波斯人自己是怎么记载自己英明神武的君王登基的。我想他们的记载应该象《史记》那样庄严华丽,“大流士者,苏撒人也。其母梦与神遇,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宙斯于其上焉。已而有身,遂产大流士”。“大流士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成而聪明”等等。
关于人类适合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人类能有选择权的时刻非常的少,波斯人的经历是一次。那一次争辩激烈,却都很有君子之风。还有一次是华盛顿在建立美国时的“为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中国可以相比较的时刻也不多,可能是1911年,当清朝皇室表示“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时，国内势力一致赞同共和民主，却纷争不止，充满暴力，龌龊之处远胜大流士马夫的手，这也是深可诧异的。
学习历史同时对提高个人修养，人文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青少年，增强爱国情怀，忧患意识，都是特别重要的。
与此同时，究竟何谓历史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但是历史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定义
历史：history historical
广义历史：物质变动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历史：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研究物质变动的学科，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历史学：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
狭义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首先，研究历史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不但是哲学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人类的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自然包括对自己过去的好奇心。
研究历史，可以避免我们重新走以前的弯路。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打赢？结论是我们不可能打赢，因为我们已经整体落后了。可是为什么一场注定要打败的战争，我们还要打？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开战前认识不到一定会打输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当时的中国人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了么？显然没有，于是才有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不战而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之战的失败等一系列的失败。中国面对列强屡次失败，而日本则未战就屈服，然后通过明治维新奋发图强，迅速崛起。面对现代化的机遇，日本之所以能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获得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惨败，认识到反抗的后果，所以采取了貌似屈辱，实际则更积极主动的政策。
我们犯过错误，为此我们耽误了整整138年的时间（1840-1978），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再次发生？我们不研究历史行么？说句题外话，我认为中国近代的断代，与其定成1840-1949，不如改成1840-1978更恰当。
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阶段，这次复兴，我们是能再次创造一个汉、唐、永乐、康乾那样的强盛时代，还是只能创造一个西晋、元初那样的短暂兴盛时代？我们应该效仿汉、唐、永乐、康乾的什么？避免西晋、元初时代的什么？不研究这些问题，行么？
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衰落还没有到来，反而在美国爆发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怎么了？社会主义怎么了？为什么只有欧洲是延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描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发展顺序，而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整的延着这条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的规律还是仅仅是在欧洲的特例？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以及阿拉伯、东南亚的）封建社会真的是封建社会么？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明清还有家奴，就说明清还是奴隶社会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代就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说中国就一定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我们从国外学来的，现在我们又正在学习外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规范，甚至我们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也都在向资本主义靠拢，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在我们国家融合么？这两颗外来的果，嫁接在我们这五千年的老树上，最后能有什么结果？
日韩和台湾的发展现实表明，资本主义能够在有几千年传统的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甚至比本来应该更有优势发展资本主义的印度、南美、北非更成功，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借鉴什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东亚国家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原因。
《历史》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故事的精彩和丰富性可以和《史记》相比较的。这本书开篇就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而《史记》则只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才很谦虚也很骄傲的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里有这样的比较,《历史》关注人类,为人类的功业赞叹不已,认为应该使这些功业为人传诵。《史记》则要传达“一家之言”,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已经有孔子的《春秋》臧否人物,“修旧起废”,使“学者则之”的气概。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呢？
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些有趣的论题,可却没有被《史记》涉及。例如《历史》中说,埃及人相信自己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国王的时候（公元前664年）,埃及人曾经想知道这一点,于是普撒美提科斯找了两个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但不许任何人在这两个婴儿面前说一句话,为的是知道他们一生下来第一次说出的话是什么。两年过后,牧羊人把孩子领到国王面前,结果听到这两个孩子说着一个“倍科斯”的音,国王于是调查这是哪个民族的话,结果发现这是普里吉亚人的“面包”这个词,于是埃及人就放弃先前的说法,转而认为普里吉亚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这种关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在中国相类似的可能是关于纣王的传说。传说中纣王为了知道怀胎的是男或女,而下令将妇女剖腹,为了知道老人和年轻人的骨质区别而将两个人的腿骨砍开。而且普撒美提科斯的这场实验也带有无视这两个婴儿的权益的成分,还有更为冷酷的版本说,他是叫一些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婴儿的。这是希罗多德记录的埃及人自己的故事了,而希罗多德本人为了证实埃及人是最古老的民族,还来到埃及的邻居,了解到埃及的纪年,月份的划分等等都是“最先的”。而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很少看到类似希罗多德那样的对于人类的好奇心的记载。是中国历史上缺乏好奇心这种东西吗？也许是两个地方的历史学家兴趣不同而已。
在对埃及的地理和历史的考察中,还提到了希腊人对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从而给埃及带来灌溉水和肥沃土地的现象所做的解释,这一记载有这些可以注意的特点,第一,这些观点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第二,他记载了不同的说法,尽管他认为有的不值得相信,第三,这纯粹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并不是任何“究天人之际”,“可以知得失”的努力。第四,在提到这些观点之后,他自己也忍不住着手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使得这场解释进行得就象一个学术论文一样：收集关于这个事物的观点并加以评判,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形多次出现。但在埃及的记叙中,希罗多德并没有罗列和追究埃及历史上国王的谱系,而《史记》在开篇的黄帝本纪则不然。尽管希罗多德曾经造访祭司并听说了埃及王国的起源。我想这并不是希罗多德不相信这个谱系,只能说是希罗多德对这个谱系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埃及人的缘故？而对于太史公,我想是因为其家世可以追溯到“昔在颛臾”的被黄帝族系任命为司天或司地的“南正重”“北正黎”,则很难克制对旧日主子--黄帝家族的兴趣。
《历史》中还有一个精彩故事,说的是冈比西斯死在远征埃及的征途中之后,大流士等波斯贵族行刺纂位的玛哥斯僧,夺回波斯的统治权。故事的精彩部分在当七个起义的贵族平定局势之后,讨论波斯的统治权的时候，一个名叫欧塔涅斯的贵族说：“我认为应该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也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么这种独裁的统治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相反的,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那美好的名声,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错误...,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给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美伽比佐斯则反对民主制,主张实行寡头统治,他说,“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民众既然不知道,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和最妥当的,而是象一条泛滥的河流那样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这一批人物”,大流士则主张独裁,他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的,他能够完美无缺的统治人民,为对付敌人而制定的计划又可以隐藏得最严密”,他在论证民主或者寡头制由于互相争斗都会最终导致独裁之后,说“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予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独的统治者？...再说,我们也不应该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结果,大流士的意见以4：3被通过,在决定这个独裁者应该是谁的时候,七个贵族还约法三章：一,首义者欧塔涅斯,他明确表示他及他的后代不能被未来的国王支配,每年将得到奖赏,二,七个人可以不经通报就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三,国王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里选择妻子。
他们进行了一次比试,他们在一个清晨来到市郊,结果大流士的马首先嘶鸣起来,据说是因为马夫在那个时候把摩擦过母马阴部的手放到了大流士的马的鼻子上。按照约定大流士当上了国王。
这个故事看了之后,让人很想知道波斯人自己是怎么记载自己英明神武的君王登基的。我想他们的记载应该象《史记》那样庄严华丽,“大流士者,苏撒人也。其母梦与神遇,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宙斯于其上焉。已而有身,遂产大流士”。“大流士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成而聪明”等等。
关于人类适合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人类能有选择权的时刻非常的少,波斯人的经历是一次。那一次争辩激烈,却都很有君子之风。还有一次是华盛顿在建立美国时的“为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中国可以相比较的时刻也不多,可能是1911年,当清朝皇室表示“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时，国内势力一致赞同共和民主，却纷争不止，充满暴力，龌龊之处远胜大流士马夫的手，这也是深可诧异的。
学习历史同时对提高个人修养，人文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青少年，增强爱国情怀，忧患意识，都是特别重要的。
与此同时，究竟何谓历史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但是历史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定义
历史：history historical
广义历史：物质变动的过程，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两方面。
狭义历史：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研究物质变动的学科，简称史学。与历史的概念相对应，历史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历史学：世界上一切科学都可以称为历史学。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
狭义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民主黨應黨政分家
http://www.garyfan.org/commentary/articles/article_20041018.htm
民主黨應黨政分家
刊於2004-10-18《蘋果日報》 論壇版
民主黨經歷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失利後，由立法會第一大黨淪為第三大黨，被民建聯和自由黨追過了頭。溫和中產的四十五條關注組、激進基層的鄭經翰和梁國雄相繼崛起後，民主黨這個老牌民主派大黨的支持度下滑，第二梯隊在選舉中全軍盡墨，黨內的政治光譜亦不斷收窄。
面對內憂外患，民主黨必須痛定思痛，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才能避免繼續萎縮，才有望繼續在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現行的兩級議會政治制及比例代表選舉謍蚺U，可供主攻直選的民主黨派擴張的空間實在有限，缺乏資源和議會議席令有志全職參政的人舉步為艱，長遠而言，不利香港政治人才的培養。但民主黨仍可透過政黨自我改造，令後繼有序，方法是「黨政分家」。
現時民主黨的運作模式乃由立法會黨團主導，凌駕中央黨部。黨內資源向議會事務嚴重傾斜、黨的領導層權力高度集中，黨內精英均以進佔立法會議席為首務，擠進立法會後便為爭取連任鋪路，奔走於地區工作和議會事務之間。漸漸對黨務束之高閣，黨的長遠發展和規劃便乏人問津。
「黨政分家」是要求民主黨立法會集中處理議會工作，中央黨部職位則由沒有立法會議議席的黨員負責，推動黨務，突破民主黨對議會政治的依賴，擺脫選票功利主義，開拓議會外更寬廣的政治空間。「黨政分家」後的新中央黨部的戰略工作重點有三：
一、思考及提出較全面及前瞻性的政策倡議，如小班教學、醫療融資、可持續發展等政策；聯繫及聆聽各界人士、包括專家學者和民間團體的意見。新中央黨部要減少受制於議會議程而作出的短期行為，消除民主黨和各界精英及民間團體的疏離感。
二、改革民主黨基層組織工作，為地區支部建立外圍聯盟和組織提供技術支援。新中央黨部需要提升現任區議員和具潛質黨員的問政質素，增撥資源，提供有系統的培訓；更要加強黨內監察，整頓黨內資產管理和議員利益申報制度；亦要重新檢視「黨辦企業」的可行性。
三、由第二梯隊組成的新中央黨部，必須好好把握「黨政分家」後的機遇，深刻思索黨的發展願景，隨後切實推動改革，向黨員展示魄力和領導才能。第二梯隊亦需廣交朋友，與民間團體合縱連橫，推動議題取向的運動，向市民展示成熟的政治技巧和問政水平。
「黨政分家」涉及政黨內資源的重新分配，並要求現領導層下放權力，影響深遠，對任何一個政黨均是重大改變。筆者加入民主黨已有七年，眼見民主黨近年發展停滯不前，悲痛莫名之餘，大膽提出改革建議，刺激民主黨人的思考，希望改革建議不會被誤解為奪權的手段，而重蹈數年前主流派和少壯派爭拗的覆轍，如足願矣！
民主黨應黨政分家
刊於2004-10-18《蘋果日報》 論壇版
民主黨經歷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失利後，由立法會第一大黨淪為第三大黨，被民建聯和自由黨追過了頭。溫和中產的四十五條關注組、激進基層的鄭經翰和梁國雄相繼崛起後，民主黨這個老牌民主派大黨的支持度下滑，第二梯隊在選舉中全軍盡墨，黨內的政治光譜亦不斷收窄。
面對內憂外患，民主黨必須痛定思痛，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才能避免繼續萎縮，才有望繼續在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現行的兩級議會政治制及比例代表選舉謍蚺U，可供主攻直選的民主黨派擴張的空間實在有限，缺乏資源和議會議席令有志全職參政的人舉步為艱，長遠而言，不利香港政治人才的培養。但民主黨仍可透過政黨自我改造，令後繼有序，方法是「黨政分家」。
現時民主黨的運作模式乃由立法會黨團主導，凌駕中央黨部。黨內資源向議會事務嚴重傾斜、黨的領導層權力高度集中，黨內精英均以進佔立法會議席為首務，擠進立法會後便為爭取連任鋪路，奔走於地區工作和議會事務之間。漸漸對黨務束之高閣，黨的長遠發展和規劃便乏人問津。
「黨政分家」是要求民主黨立法會集中處理議會工作，中央黨部職位則由沒有立法會議議席的黨員負責，推動黨務，突破民主黨對議會政治的依賴，擺脫選票功利主義，開拓議會外更寬廣的政治空間。「黨政分家」後的新中央黨部的戰略工作重點有三：
一、思考及提出較全面及前瞻性的政策倡議，如小班教學、醫療融資、可持續發展等政策；聯繫及聆聽各界人士、包括專家學者和民間團體的意見。新中央黨部要減少受制於議會議程而作出的短期行為，消除民主黨和各界精英及民間團體的疏離感。
二、改革民主黨基層組織工作，為地區支部建立外圍聯盟和組織提供技術支援。新中央黨部需要提升現任區議員和具潛質黨員的問政質素，增撥資源，提供有系統的培訓；更要加強黨內監察，整頓黨內資產管理和議員利益申報制度；亦要重新檢視「黨辦企業」的可行性。
三、由第二梯隊組成的新中央黨部，必須好好把握「黨政分家」後的機遇，深刻思索黨的發展願景，隨後切實推動改革，向黨員展示魄力和領導才能。第二梯隊亦需廣交朋友，與民間團體合縱連橫，推動議題取向的運動，向市民展示成熟的政治技巧和問政水平。
「黨政分家」涉及政黨內資源的重新分配，並要求現領導層下放權力，影響深遠，對任何一個政黨均是重大改變。筆者加入民主黨已有七年，眼見民主黨近年發展停滯不前，悲痛莫名之餘，大膽提出改革建議，刺激民主黨人的思考，希望改革建議不會被誤解為奪權的手段，而重蹈數年前主流派和少壯派爭拗的覆轍，如足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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