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概念的摒弃以及“群体”和“特征线”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人类学家对于种族是有截然分别的语言、文化、社会群体的理论开始质疑，摒弃。之后，群体遗传学的兴起使一些在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主流进化论科学家开始质疑，种族是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概念。对种族概念持否定态度的科学家主要从四个角度分析：实证、定义、其他理论、道德伦理。（Lieberman and Byrne 1993）

首先从实证角度挑战种族概念的是两位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展示了环境因素造成的表现型的可塑性（Boas 1912），Ashley Montagu则依靠基因学证据。（1941, 1942）动物学家Edward O. Wilson和W. Brown则从一般动物系统学的角度挑战该概念，同时否认了“种族”等同于“亚种”的理论。（Wilson and Brown 1953）

特征线概念的提出，是对人类表现型和基因型重新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该概念源自人类学家C. Loring Brace所描述的现象：自然选择、迁徙以及基因漂变在塑造人类基因多样性的同时，其多样性主要呈渐变分布，而这些渐变中出现的渐变式变化曲线可称为特征线（Brace 1964）。这个现象突显出了以表现型（如肤色、发质）来描述的种族忽略了许多其他的，和种族划分重合较少的特征（如血型）。因此，人类学家Frank Livingstone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特征线和种族界限互相交叉，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特征线。（Livingstone 1962: 279）1964年，生物学家Paul Ehrlich及Holm指出了一些两个或以上条特征线以不协调地分布的特例：如黑色素的分布取决于离赤道的距离，越远就越少；但是beta-S血色素的单基因型却是以位于非洲的特定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Ehrlich and Holm 1964）以人类学家Leonard Lieberman和Fatimah Linda Jackson的原话来说：

“ [人类基因]异质性的不协调分布，也反证了任何把[人类的]群体描述成在基因型或甚至表现型方面同质性[的描述]。 ”

最后，基因学家Richard Lewontin鉴于人类多样性的85%皆出现于群体内而非群体之间的现象，提出论点，认为“种族”和“亚种”都不是正确的或有用的描述人类群体的方法。（Lewontin 1973）（该论点后来被其反对者称为Lewontin的谬误。）有研究人员报告说，（以Sewall Wright之群体结构统计FST来测量的）种族之间的区别仅有人类基因多样性的5%。2但由于FST的技术局限性，许多基因学家认为很低的FST值并不反证人类种族存在的理论。（Edwards, 2003）同时，还有如David Harvey（1982, 1984, 1992）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种族是一个用来巩固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构造的手段，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些从实证角度提出的对“种族”概念的挑战，迫使进化科学重新考虑“种族”的定义。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William Boyd将种族定义为：

一个在其拥有的一个或多的基因的频率上，和其他群体有显著差别的群体。我们选择哪些基因位点，选择多少个，作为显著的“星座”，是完全随意性的。
Lieberman和Jackson（1994）指出：这个论点的弱点在于：假如一个基因就能区别种族，那么种族的数量就和进行交配的人类配偶数量一样多。同时，人类学家Stephen Molnar提出，特征线的不协调性不可避免地导致种族数量的大幅增加，最终使这个概念失去意义（Molnar 1992）。

在种种实证方面和概念方面的问题出现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化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清楚地认识到，和种族有关的理念被屡次用来给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奴隶制以及种族清洗提供理由。1960年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民主义运动兴起期间，这个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的质疑也日益激烈。

在这些论点的轮番攻击下，一些进化科学家完全摒弃了“种族”概念，转而使用“群体”。群体和种族的不同在于，群体所指的是一个繁殖群体（在进行遗传算法时必不可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分类。其他的进化科学家则采用了特征线的概念（即某个特征的频率相对于地理的变化速度）。“群体”和“特征线”的概念并不矛盾，许多进化科学家两者并用。

进化科学家摒弃“种族”概念的同时，许多社会科学家则把“种族”改换成“民族”，其中民族是指在国籍、宗教、等方面自我认同的群体。这些科学家完全承认，这些国籍、宗教、种族等方面的自我认同全部都是社会构造，和自然或超自然领域的客观事实可以完全无关。（Gordon 1964）（另见：美国人类学协会在种族问题上的声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