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与权威之间——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特点剖析(3)

三，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特点剖析

　　虽然民主的构架依然保持着，但在70－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坛上的权威主义倾向越来越强，大选总是在对政府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举行，而反对党和各种新闻出版物几乎无法对政府的权力作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过民主架构依然保持着，所以随着巫统的分裂民主势力再次得到了复兴。反对党能够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使民主的选举制度成为他们向政府挑战的有力武器，并使得国会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辩论场所。

　　由于仍然具有给予庇护好处的权力，政府还是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它来摧毁反对派的力量。最明显的例子是将四六精神党的支持者们争取过来，为削弱反对派力量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马来西亚的社会还是会继续朝着更加有利于增加政治监督与权力平衡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使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迅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阶级，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的发展，使其纲领更能代表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层面。到8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一支主要力量，而马来人农民和非马来人的劳工已不再构成社会的主要力量。[15]

　　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执政党为一个政党联盟，在独立之初，马华印联盟只包括巫统、马华公会与印度人大会党；1969年以后，执政党联盟开始逐步扩大自己的基础，在更名为国民阵线后，已经吸收了14个相对独立的政党加盟。这就使其具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当然，巫统与新巫统始终在联盟党或是国民阵线中起主导作用。这种联盟的执政党性质使其不可能根本改变宪法的民主结构，但却不妨碍其行使权威主义的政策。

　　从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来考察，经济发展应该对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应能构成一个坚固的支持民主政治机构的社会基础，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日益复杂的阶级构成将十分有利于民主的进程。但从另一种角度看，这种巨大的变化恰好十分有利于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因为只有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政府才有可能控制社会因急剧发展所引起的紧张以及控制劳动阶级的不满，并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在一个种族分裂的社会中，这种因发展所造成的紧张往往比一般的社会更为严重，也就更需要一个权威主义的政府来加以控制。

　　马来西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就是从独立开始的将近20年的时间内，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稳定与民主政治，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外国的投资者和华人所获得，而马来人为主的乡村地区并没有从这种发展中得到多少好处，这是造成1969年骚乱的主要因素。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权威主义的倾向。而这个权威主义的马来西亚政府在1969年以后采取的新经济计划就是试图提高马来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益份额，减少华人和其他人种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新经济计划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为了减少社会的冲突，取得真正的社会和谐，但在短期内肯定是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因为这种明显地偏袒马来人而歧视其他种族的做法使得华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认为政府将他们作为二等公民对待，非马来人在商业和其他方面都感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而华商通常不得不接受马来人作为自己的商业伙伴，尽管他们在管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由于他们与马来人的政要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巫统的关系，使他们在签订贸易协定方面能发挥某种微妙作用，所以华商不得不接受这些从商业角度看并没有多大价值的马来人。而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还压制非马来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并限制他们进入马来西亚的大学。所以，当政府强迫非马来人在私人企业的领域雇佣马来人时，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怨恨：他们认为政府在强迫非马来人在私人企业领域作出牺牲的同时，却没有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得到相应的好处。

　　虽然在实践中，非马来人仍然讲汉语和泰米尔语，同时，在十分广阔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内，这些文化还在继续扩张，而宗教自由也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但非马来人还是与这样一个带有十分明显的马来人印记的政府疏远了，其中的很多富有的、有着高科技素质的人才采取了移居海外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而一些富有的商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积累的资金全部再投入马来西亚进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国力。在这一趋势中，华裔的表现十分明显，因为他们一般认为，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在牺牲华裔利益的基础上为马来人提供更大的经济份额。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份额中，华裔占20％，而外国资本占60％，马来西亚政府不可能对外资不利，因为这会使外资流向具有更加优惠政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所以只可能对华裔的企业和资本进行侵犯。而被侵犯的一方，除了以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表述。[16]

　　尽管国民阵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地位，但整个制度却根本不可能转向完全的专制体系。以国民阵线为首的执政党联盟的确能够保证自己的选举中的胜利，但反对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地增长，他们到后来已经能够获得大约40％的选票。在1989年巫统分裂后，反对党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得了47％的选票。[17]在州一级的选举中，执政党的失利也是常见的事。更何况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只是一个选举联盟，其对内部的控制绝对不是稳定的，各个政党之间经常展开竞争。这就使马来西亚政治制度向更加权威的方向发展变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后，马来西亚社会仍然十分明显地沿着种族与社团的界限划分。但这种社团的分裂由于民主的政治形式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各社团之间的协商与妥协。虽然马来人控制着政府，但他们却不可能忽视其他种族的利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非马来人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无论从人口比例还是社会影响而言，都根本不可能持续地进行压制；其次，这种压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因为不仅华人控制着商业，而且他们和其他非马来人还掌握着一些这个社会中不可替代的技能。从本质上讲，非马来人社会的强大力量意味着马来人必须与他们分享政府的权力。

　　政治制度本身也潜在地鼓励种族之间的合作。因为在与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进行竞选时，巫统也不得不依靠非马来人的选票才有可能获得多数。由于一些极端的马来人政党对马来人选票的争夺，使巫统随时都能意识到，只有与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其他政党保持合作，才有可能保持自己执政党的地位。也由于它部分地依靠非马来人的选票，所以它也不得不在最低的限度上考虑他们的要求和利益。由于马来西亚的主要执政党的这种性质，使其内部不可能具有一种绝对一致的力量来推行专制的政策。这样，巫统在执行偏向马来人的政策时，也在最低的限度上考虑了非马来人的利益。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政治体系有明显的影响，急速的经济增长导致权威体制的强化以便对付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各社团和种族的紧张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以便政府能够同时保持社会的和谐和马来人的特权。当然，政府的行为无形中仍然受到少数民族社会与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制约，商业阶层作为一种平衡性的力量，仍然发展得不够充分，华商的力量在整个马来西亚社会中处于防卫性的地位，而马来人的商业阶级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政府的。因此，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屈从于同时产生的民主与威权的压力，一方面，政府实行着强大的专制性质的权力来维护马来精英的特权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同时面对着社会的平衡制约力量从而限制了其为所欲为的范围；而定期举行的选举，尽管完全是为应付反对派的，但也时时使政府感受到了大众的压力。实际上，威权与民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相互补充和支持的。

　　政府不时被迫地对混合着权威和代议制的挑战作出反应，反应出政府本身混合着民主与专制的两种性质，尽管政府不时地实施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来对付各种游行示威和抗议行动，但它却清醒地认识到其权威来自这个社会中的选举基础。要维持这种选举的基础，也就不可能不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任何马来西亚政府都不可能抛弃民主政治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权威与民主的这种关系似乎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整，这种趋势在80年代变得尤其明显。在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遇到了麻烦，结果在国内引起了动荡，而巫统也发生了分裂。当人们普遍担心会引发一系列暴力冲突时，政府对这一系列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权威措施，1987年，至少有100多起反对派的活动被政府用国内安全法所禁止。但专制性的措施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受到了民主趋势的制约，这种民主趋势体现在政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正是这种竞争导致了巫统的分裂并使反对派成立了四六精神党，此后不久即与反对派——泛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联合，最后则是与非马来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联合。由于这种变化，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在1990年实际上面临着它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大选的结果是它仅仅以微弱的多数——53％对47％战胜反对派，而这种结果与西方的政党竞选结果已经十分相似了。

　　最后的问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是否会沿着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前进？这是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但从其目前的运行情况看，这种政治体制似乎没有什么十分紧迫的压力要求它立即作出改变。这主要是因为马来亚社会精英从目前的体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非马来人精英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尽管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种族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国度里，马来精英与非马来人精英都更看重社会稳定的价值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当然，从某种角度讲，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已经是民主化的，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最主要的特征或本质就是其政治管理体系的成员是否是通过大众选举产生的。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是完全合乎标准的民主政体。但是，马来西亚的民主机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考验，因为执政党并未在大选中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也就不可能了解他们在失败以后是否还能遵循民主的规范。所以，实践的民主体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即执政党能够服从选举的结果，尤其是对自己不利的选举结果，平稳地交接政权。实际上，在州一级的选举中，马来西亚的执政党政府是准备面对失败的，但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在全国仍然拥有优势，而一旦政局的变化威胁到他们的真实权力时，各种紧急措施就出笼了。近期在安瓦尔的事件上，马哈蒂尔就不惜牺牲司法独立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马来西亚的执政者并不是真正信奉民主自身的价值，而毋宁说利用民主的选举程序来增加政府权力的合法性。

　　在这种政局的变动中，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是否最终还会向着更加民主化的道路前进是令人关注的。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而社会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使得他们不断提出民主化的要求，并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发生民主化的变革。如果马来西亚按这种规律运行，它迟早也会转变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马来人特权无疑是马来西亚通向民主制的最后障碍，因为民主原则不允许社会的某一部分人以任何借口享受任何特权。尽管最后的发展趋势尚无法准确地预测，但马来西亚的经验至少向我们证明，一个以权威和民主相互配合的政治体制，能够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种体制比单纯的独裁或民主的体制都具有更大的弹性。而现行的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不是基于民族的整合，却是基于社会各种族社团的分裂。也就是说，民主在这样的国度中并不具有西方政治学的含义，而是一种分裂社会的粘合剂。

　　如果民主不仅仅是能够让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得到公平和有效表达的政治形式，而且也是将一个社会能够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那么，民主在东方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就值得重新定义和估价。也许，这种“管理型民主”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仅在工业化方面会形成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政治方面也会形成自己的独有形态，这种形态很可能不仅是一种过渡的形式，而且会作为一种文明的形态长久地存在下去。它不会对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提出什么严峻的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而只是用一种自己和平的方式证明，工业文明和人类的现代化，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更不表明一切民族都必须完全机械地效仿这种模式。事实已经证明，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多元化的文明，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这样。不同的工业或是现代文明可以在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上共存，而由原来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给人类的新一伦文明的创建提供某种具有活力的因素，它不会激发起“文明的冲突”，而只会使21世纪的人类社会具有更加丰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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