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2007-04-27 21:51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
第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第二，华侨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1 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东南亚历史研究新一代学者，二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解决这样一个巨大困境的有效途径 —— 那便是，一方面，建构东南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地理区域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体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克服这样的一系列难题：如学术研究的落后、资料的匮乏、地区间的差异性和易于落入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与印度中心论误区的危险。本质上，这是旨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个地区框架形态特征与旨在构成该整体框架形态特征的各具体详细的经验个案研究之间对立统一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辩证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根源于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知识困境，即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努力摆脱外部历史建构包袱的非殖民化的同时和突然间于地区社会内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范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１９６１年，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卢(Jacob van Leur)富有挑战性著作的启发下[1]，时为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斯迈尔(John Smail)发表了著名原发性的理论论文，呼吁“自主的视角” （autonomous perspective）的东南亚现代史。斯迈尔认为，所谓“自主”的历史，既非“欧洲中心论”，亦非“亚洲中心论”，而是更平衡的东南亚地区“内在”的历史，同时考虑殖民的冲击与社会的变迁。在撰写“自主”的历史时，他认为，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应该从过分强调殖民关系转移到地区内在的发展，承认东南亚社会内部的变化，强调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2]
　　
　　１９６２年，耶鲁大学贲达(Harry Benda)提出以“结构的历史” (structural history)的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历史。所谓“结构”的方法，他认为至少有以下涵义：第一，东南亚历史结构应该通过东南亚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第二，一系列地方社会的比较与社会学的研究，将为整个东南亚提供便利的、结构上大体类似的理解和框架。这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研究缺少详细历史证据的替代范式，而且不适为避免欧洲中心论的一种方法。第三，结构变迁的研究应该从考察受其影响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3]
　　
　　而康奈尔大学沃尔特斯(O.W. Wolters)则强调“地方或次区域的研究方法”(local or sub-regional approach)。他把东南亚理解为由“次地区组成的区域”，更突出贲达所触及的各地方和次地区历史的重要性。１９７０年，沃尔特斯宣称：“东南亚历史研究必须经常考虑到如何从某一特殊的地点看待这个世界”。[4]后来，他进一步阐发道，地方与地区历史的研究手段应加上文化的涵义，即以各文化社区和地区内部关系的形式来区分地区历史特征。[5]也许这里，笔者还应该提到“解构东方主义”（deconstructing the “Orientist” ideology）的理论背景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 “重新评估”东南亚与东南亚“新历史” 的经常呼吁。她认为，动摇陈腐的欧洲中心论，不仅仅只是揭示东南亚人（本土居民与移民）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构欧洲人界定和描述东南亚社会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和误导的思想、范畴和心态。西方学者的自身优越感与对亚洲经济与社会强大力量与继承性的蔑视，正是对真实的亚洲世界和历史的根本误解的必然结果。[6]
　　
　　所有这些新的思潮下的重建东南亚历史的范式，共同集中指向探讨一个几组关系的主题：继承与变迁的关系，冲突与适应的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以及一般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沿着这些视角、途径和主题，几十年来，东南亚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详细的地方个案研究来填补空白，却一直没有试图检讨框架或发起理论创新的努力。难怪著名的东南亚学者麦可薇（Ruth McVey）认为，斯迈尔（John Smail）的理论呼吁“尽管广受赞扬，却鲜少真正为东南亚研究者所贯彻落实，也没有开拓其他新领域视野的努力”。[7]　
　　
　　在反殖民历史的这一共同使命的战略上，所有这些范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相反，这恰恰是他们的共识。如果说要有差别，那也是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和面不同：即破坏与建设的方面，或如何执行贯彻的方针上的不同。这里，笔者仅想就东南亚学界和华侨华人研究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要素作一些澄清。这些要素是“地区” (region)、“种族” (ethnicity) 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与之相对应，其他三要素可以分别为“地点”（place）、“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围绕这些要素背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参数，如机构（institutions）与互动关系(interactions), 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各个要素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互动与关系。“地区”意味着某一地点（locality）和它周围的世界(its surrounding worlds)；“种族”意味着某一社区（community）和与之对应的异族社区（its counterparts）; 而“东南亚变迁”揭示着某一历史背景(background)和变化与承继的进程（process）。这三大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最终是如何成为阐发和锻造东南亚历史和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下面，笔者将作一概要说明。
　　联系我们刚提到的理论困境，在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和各个许多详细经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地区”的视角与手段，既成为一种战略（strategy）又成为达到目的的技巧（technique）。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鉴于东南亚社会与历史的千差万别（heterogeneity）和支离破碎(fragmentation)的鲜明特征，相信唯有足够多的地方与地区详细的经验研究后，我们总结归纳东南亚整体历史的努力与目标才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第二，而在专门经验调查的可行性上（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地区”的研究手段又可成为考察地区内各种关系、外部冲击和内部适应等动力的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和分析单位，即地方州与社会(local state and society)。第三，更重要的是，“地区”的视角和手段，反映了东南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历史现实和跨越国家政治与行政边界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东南亚历史上跨国界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网络、流动与互动关系，主要在这些重要地区活动平台上上演。
　　至少在岛屿东南亚，历史上，殖民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全国经济中心。实际上，很多马来各州各自是在自己超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区内自主地运作。比如，新加坡与周围的廖内（Riau和柔佛(Johor)就是这样的地缘政治经济区；北马槟城(Penang)、吉打(Kedah)与印尼苏门答腊(Sumatra)、和泰国南部通扣（Tongkah）等形成一个以槟城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区。此外，像爪哇与周边地区、苏拉威西与周边地区、以及苏禄海区域等等，也是这种超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例子。历史上这些区域集团，于今天，再次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动力的主要基地，有的已经重新崛起为或正在成为东盟“成长三角”。重新评价东南亚历史，应该首先承认这些广阔区域与次国家、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和特性。
　　尽管如此，这还远远不够。“地区”的认同与界定必须同时跟“人物”（people）和“时间”（time）联系对应起来考察。具体地说，尝试还应包括参照“种族”和“东南亚变迁” (Southeast Asian transformation)等要素。我们所讨论的时期（time）与地区（place）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东南亚。这同时是一个经历着巨变和转折的时期和地区，一个改造和建立新社会、新经济与新政治体制的宏大的历史进程。在此历史大变动和进程中，所有的种族　——　无论欧州人、本土东南亚人，还是外来移民（主要为华人和印度人）­­——　自始至终都一直是这一大进程与变动的目睹者和参与者，各自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起了重要作用。各种族各自相应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得到适当的承认和重新评定，而不能厚此薄彼，任意歪曲、甚至抹煞。在这一急剧的大变动进程中，特别是新社会与新经济的创造和形成，事实也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要素在内的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里，从正面、积极和既定的意义上（而非相对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道德清算上），东南亚社会与国家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创，一刀切地简单贴上单一的标签，如“殖民”(colonial)、“移民”(immigrant)，或“本土”(indigenous)的经济与社会。这正是东南亚多种族政治与多种族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具体反映在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华人、混血妇女和荷兰人间的复杂互动的“奇怪的伙伴”(strange company)关系中；[8]　反映在本质上为移民与殖民者商业合作的东南亚企业家少数群体间的“联合的社区”里(conjoint communities)；[9]反映在移民华人与本土当权者间的“阿里峇峇”(Ali-baba alliance)联盟里；[10]更反映在已经引起很多讨论的殖民统治者与东南亚本土民族间的“冲突和适应”模式里。
　　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鉴于同时兼容地方州和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地，鉴于东南亚多种族经济与社会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对称的、全面的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能否以“华人移民”（immigrant Chinese）为切入点，通过对其集中关注，把两者结合起来以重建东南亚真实的历史进程呢？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组重要的结合：第一，东南亚“多种族”社会政治经济互动与东南亚地方州及其周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经济区的研究视角的重要结合；第二，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与整个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结合。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视角唯有与东南亚历史研究新视角相结合起来，前者置身于后者的框架内考察才会有意义。两者的研究，并不是好像互不相干、平行并列的两个孤立的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重写东南亚历史应该考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如果历史上移民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经济变动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华人社区的形成与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形成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第二，如果华人的经济活动是跨国界间进行、需要与很多不同、而不是某单一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不同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是怎样影响华人商业、又是怎样被华人商业所影响的？
　　相应地，这进一步涉及一个双重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甚至整个东南亚研究，应该承认东南亚华人根深蒂固（deep-rooted）的历史作用；反过来，东南亚华人研究也应该被嵌人（be embedded）更广阔的背景与框架下，考察多方面的和多种族的互动关系，而不应该把华人密封起来、静态地置身于自己狭窄的社区界限范围内。移民华人的历史作用，在最近的东南亚文献里，固然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但是，正如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瑞德(Anthony Reid)指出的那样，它依然一直是“一个总体说来研究薄弱的次学科分支中最薄弱的方面之一”。[11]
　　２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挑战与困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冷战和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同化与效忠成为政治决策者和学者们关注的备受争议的所谓“华人问题”核心所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Leonard Blussè）把当时政治学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两种理论方法归纳为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狭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华人传统组织形式，如血缘关系、宗教文化社团、秘密会社等，以寻求华侨华人对付外部挑战反应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解释。而广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则把东南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重视华人地方生存与文化政治适应的程度、方式和策略等等。[12]
　　但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方法论特性与问题，两者兼融的最好的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一段非常精辟的著名阐释中不得不承认：
　　在努力研究海外华人时，人类学家肯定会发现他的人类学偏好(prejudices)会逐渐被侵蚀掉。他必须是移动的(mobile)。当他苦于在不能看见他的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同时扮演其多种角色时，他必须学会按压住自己的不耐烦。他必须满足于零碎的和直接的观察。他必须调整他的视野，这样，他或许才会不仅从最直接的位置，而且从移民发源地的社会，从移民新的安身立命的最大范围的居住地，从他们融入的非华人社会等整体框架里，发现行为和思想。[13]
　　最近，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对东南亚华人社区历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陈腐范式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一种范式强调华侨华人作为“外来移民” 因素的作用；另一种范式强调“海外华人”流动不定的裔群与网络特性。一种滑入种族主义（racism）；一种落入感情情结(sentimentality)。她一针见血地观察到：
　　在第一种范式中，通常的框架是东南亚国家。国家疆界、政治与社会经济史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中，华人通常被描述为经济整合的侵入性代理人和殖民主义或全球资本的工具，诸如包税商人、种植园主、高利贷者、杂货店主和独裁者的密友等等。结果，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学里，他们通常被忽视和排斥在土著国家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如蒲甘、阿瑜陀耶、满者伯夷等），伊斯兰教士的宗教著述，以及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事迹等等之外。而当他们不被忽视时，他们却又往往被视作“问题”：或作为外国的和潜在的背叛者；或作为群众义愤和政治剥削的牺牲品。另一群裔的视角，同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背景下的外来特性，但想当然地假设，鉴于华侨华人基本的与明显不变的身份认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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