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3日星期五

马来西亚历史年表

Image:Merdeka 1957 tunku abdul rahman.jpg

史前历史(2世纪以前)

初期王国
刚迦王国(2世纪至11世纪)

狼牙脩(2世纪至14世纪)

盘盘(3世纪至5世纪)

三佛齐(3世纪至14世纪)

伊斯兰教文化兴起时期
吉打王朝(1136年至今)

马六甲王朝(1402年至1511年)

苏禄王朝(1450年至1899年)

柔佛王朝(1528年至今)
利民达内战(1879年)
欧洲殖民时期
葡属马六甲(1511年至1641年)

荷属马六甲(1641年至1824年)

砂拉越王国(1841年至1946年)

英属马来亚(1874年至1946年)

英荷条约(1824年)
伯尼条约(1826年)
海峡殖民地(1826年至1946年)
拉律战争(1861年至1874年)
巴生战争(1867年至1874年)
邦咯条约(1874年)
马来联邦(1895年至1946年)

马来属邦(19世纪至1946年)

曼谷条约(1909年)

槟城战役(1914年)

英属北婆罗洲(1882年至1963年)

莫哈末·沙烈叛变(1896年至19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日据时期(1941年至1945年)

马来亚战役(1941年至1942年)

巴力士隆大屠杀(1942年)

麻坡战役(1942年)

新加坡战役(1942年)

賽布里(1942年至1945年)

北婆罗洲战役(1945年)

山打根死亡行军(1945年)

过渡时期
马来亚联邦(1946年至1948年)

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至1963年)

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年至1960年)

武吉哈逢事变(1950年)

马来亚独立(1957年)

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

冷藏行动(1963年)
马印冲突(1962年至1966年)
文莱叛变(1962年至1966年)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1963年至1965年)
种族骚乱(1964年)
马来亚共产党叛乱(1967年至1989年)

现代马来西亚
五一三事件(1969年)

新经济政策(1971年至1990年)

茅草行动(1987年)

司法危机(1987年至1988年)

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至1998年)

马六甲王朝衰落的因素

马六甲王朝步向衰落的因素:
马六甲王朝在全盛时期,是个闻名于世的港口及经贸中心。由于其位置处于航海及经贸的中心,又有良好的深水港口,东去资源丰饶的东方文明古国,西接印度、阿拉伯世界及欧洲西方列强,使到马六甲不仅成为繁荣一时的商业中心,它也同时成为东西方多种文化互相碰面及交流的地方。中国明朝的郑和就曾在七度下南洋的时候,到过马六甲。为了促进两国之邦交,明朝的公主汉丽宝更是被远嫁到马六甲来。

西方列强于十六世纪相继而来,葡萄牙人于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朝,开始了马来半岛的殖民史。葡萄牙统治马六甲到1641年,被荷兰人所击败,马六甲又由荷兰人所统治。英国人于十八世纪开始展延它对马来半岛的控制。1786年,莱特首登槟城,1819年莱佛斯占领新加坡,1819年英国人和荷兰人的交换殖民地,使到英国人也获得了马六甲,并于较后成立了马六甲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和马来苏丹于1895年签署的邦咯岛协约,使到英国人的势力进一步从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延伸到内陆的马来州属。通过律政司(ResidentSystem〕的制度,英国人逐渐全面的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及新加坡。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1184002.html?fr=qrl&fr2=query

马六甲王朝的建立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这个地区其中一个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

大约50,000年前,东马砂劳越州的古老尼亚(Niah Cave〕洞里,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了。在西马,内陆山区的原住民比马来人更早就在这里居住了。

到了第七世纪,苏门答腊的室里弗逊(Sri Vijaya)王朝则在南中国海的区域崛起成为最大的王朝。第十三世纪后半期,满者伯夷(Majapahit〕王朝取代室里弗逊,马来半岛也跟着落入满者 伯夷王朝的掌控中。

室里弗逊王朝的王子拜里米苏拉,於大约1403年逃出满者伯夷王朝的势力范围后,落脚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并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闻名的马六甲王朝。也是在这个时候,大约於十五世纪初,回教被引进马六甲王朝。

马六甲王朝在全盛时期,是个闻名於世的港口及经贸中心。中国明朝的郑和就曾在七度下南洋的时候,到过马六甲。为了促进两国之邦交,明朝的公主汉丽宝更是被远嫁到马六甲来。

西方列强於十六世纪相继而来,葡萄牙人於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朝,开始了马来半岛的殖民史。葡萄牙统治马六甲到1641年,被荷兰人所击败,马六甲又 由荷兰人所统治。英国人於十八世纪开始展延它对马来半岛的控制。1786年,莱特首登槟城,1819年莱佛斯占领新加坡,1819年英国人和荷兰人的交换 殖民地,使到英国人也获得了马六甲,并於较后成立了马六甲海峡殖民地。

马六甲王朝步向衰落的因素:
马六甲王朝在全盛时期,是个闻名于世的港口及经贸中心。由于其位置处于航海及经贸的中心,又有良好的深水港口,东去资源丰饶的东方文明古国,西接印度、阿拉伯世界及欧洲西方列强,使到马六甲不仅成为繁荣一时的商业中心,它也同时成为东西方多种文化互相碰面及交流的地方。中国明朝的郑和就曾在七度下南洋的时候,到过马六甲。为了促进两国之邦交,明朝的公主汉丽宝更是被远嫁到马六甲来。

西方列强于十六世纪相继而来,葡萄牙人于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朝,开始了马来半岛的殖民史。葡萄牙统治马六甲到1641年,被荷兰人所击败,马六甲又由荷兰人所统治。英国人于十八世纪开始展延它对马来半岛的控制。1786年,莱特首登槟城,1819年莱佛斯占领新加坡,1819年英国人和荷兰人的交换殖民地,使到英国人也获得了马六甲,并于较后成立了马六甲海峡殖民地。

英国人和马来苏丹于1895年签署的邦咯岛协约,使到英国人的势力进一步从马六甲海

峡殖民地延伸到内陆的马来州属。通过律政司(ResidentSystem〕的制度,英国人逐渐全面的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及新加坡。
在英国人殖民的时期,英国人为了大量开发锡矿及树胶园,从中国及印度大量的引进劳工,使到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的社会特征开始形成。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入侵马来亚,把英殖民政府击溃并统治了马来亚三年零八个月。日本投降后,英军回归马来亚继续其殖民。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况以对付马来亚共产党。

1940年代末期及1950年代所掀起的争取独立运动,终于使到英殖民政府让马来亚于1955年进行了第一次的全国选举,由代表马来人的巫统、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及代表印度人的印度国大党所组成的联盟(现在称为国阵〕,横扫了52议席中的51席。

1957年8月31日,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宣布马来亚独立。马来文成为国语,回教成为国教。东姑阿都拉曼出任第一届的首相,并被称为国父。

在北婆罗洲方面,沙巴从1882年就被英北婆罗公司统治,直到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入占领为止。砂劳越则是英人查尔斯布洛克和汶莱苏丹协议下所建立起来的白人拉惹布洛克的天下。从1840年直到1942年,它都由布洛克家族所控制。在世界大战过后,沙巴及砂劳越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1963年,马来亚联同新加坡、沙巴及砂劳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但1965年,由于东姑阿都拉曼及李光耀的政治分裂,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

1969年的全国大选成绩,显示人民对联盟的支持急剧下降,反对党所获得的席位剧增。虽然联盟仍然控制联邦政府,但失去了吉兰丹州政权,并在多个州议会里面对强大的反对党势力。1969年5月13日,反对党的胜利游行在不同种族的相互嘲讽及挑衅的过程中,演变成种族冲突及流血事件,造成百多人丧失生命,无数财产被摧毁。此历史事件被成为513事件。
1970年,马来西亚宣布实施为期廿年的新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要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以拉近贫富的鸿沟。但这项政策所实行的固打制,也使到非马来人社会非常不满。

1972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改变了外交政策,开始和共产国家接触,并致力使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及中立的区域。1974年,敦拉萨访问中国,两国的邦交自此一直密切发展至今。

1970年代,马来西亚开始其工业化计划。新经济政策廿年的成果,已经使到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大大提升。1991年,第四任首相马哈迪医生宣布推行为期三十年的2020宏愿计划,致力使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

直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仍然以每年超过8%的成长率发展,成为其中一个世界上成长得最快的国家。目前马来西亚共有十三个州,两个联邦直辖区。其首都为吉隆坡,是其中一个联邦直辖区。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3725307.html

2009年1月21日星期三

据基因优劣选胚胎 "定做"婴儿引伦理争论

http://www.39.net/eden/xxkb/50834.html

  “胚胎移植前基因诊断”(PGD)技术进入生殖医学应用领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它为有遗传病的未来父母提供了生育健康孩子的机会,从而把人类生殖的自我控制推向了新的阶段。近日,英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宣布将开展新的试验,应用PGD技术避免将高遗传风险的乳癌及肠癌遗传给后代。这项医学新试验似乎把人类向按照自身意愿“定做”婴儿的时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未及实行,就已在伦理学界和医学界引发了的新争论。

  革命性第三代体外受精技术促进优生优育

  而所谓PGD技术就是为每一对进行体外受精的夫妇,在试管中培育出若干个胚胎,在胚胎植入母体之前,按照遗传学原理对这些胚胎作基因诊断,排除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仅移植那些健康的胚胎。有些夫妇所患的遗传病只会影响男孩,如杜型(Duchenne)肌营养不良、血友病等,所以这项技术经常用于确定胚胎的性别。PGD把人类的优生优育提高到空前的水平,1990年一对有遗传病夫妇的胚胎成功地进行了PGD,诞生了世界上首例PGD后的健康女婴。而中国首例经过PGD技术的女婴于1998年在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诞生。

  据《泰晤士报》报道,6月25日,伦敦两家生殖医学机构的研究人员宣布将进一步拓展PGD技术应用范围,向英国人工授精和胚胎管理局(HFEA)申请开展新的基因试验,帮助患有高遗传性乳癌的妇女,通过体外受精(IVF)和PGD技术,选择一个健康胚胎植入体内,这样就不会把乳癌遗传给她们的女儿。试验若获得成功,有可能消除由BRCA1和BRCA2两种基因突变造成的遗传性乳癌,其发病率约为20%。而且,其中一家医学机构还计划同时开展导致遗传性肠癌的胚胎基因试验。

  试验未行,争论先起——挑战伦理观念

  这种根据基因优劣、“摘樱桃”式的筛选胚胎试验计划引发了激烈的伦理学的争论。因为此前应用PGD技术检测的基因仅限于可能导致年轻时发病的严重疾病,如遗传性胰腺病囊肿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而此项试验要针对的乳癌和肠癌要到中老年才发作。一些携带遗传基因的人也未必会发展成乳癌,而且想怀孕的患者可以预先施行乳房切除手术,从而减少90%的遗传风险。

  批评者认为这种“乳癌基因PGD筛选法”剥夺了许多胚胎获得几十年健康生活的机会。而且,申请这种试验,就为以后筛选许多晚发疾病的基因开了先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症),还有些生物伦理学专家认为,这将会更难避免把PGD技术应用于容貌、智商等社会性特征的选择。


  还有人对PGD技术的长期后果忧心忡忡。PGD技术真正应用不过十几年的时间,通过此项技术诞生的700名儿童虽然目前没有显示出任何健康问题,但据此认为该技术万无一失还为时过早。

  各执一词,申请能否获准仍未可知

  英国保护生命公益组织“生殖伦理评论”(CORE)的代表约瑟芬?昆塔维尔呼吁HFEA不要批准任何有关该项试验的申请,她说:“等这些胚胎可能发生乳癌时已经是30年后了,医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可能已经有了治疗之法。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治疗疾病,而是消除患病的人。”

  然而,计划开展试验的研究者Taranissi表示:“我这样做是为了让PGD技术更上一层楼。开展试验的条件已成熟,一切就绪,是开始的时候了。”

  HFEA对该项试验申请则不予置评,但表示对任何申请都会充分考察其医学及伦理方面的可行性。

  PGD技术会吸引那些其家人在年轻时患遗传性乳癌的妇女的关注,这些妇女有机会通过试验接受BRCA基因检验。但就目前来看,即便试验获准,很多妇女也不会选择PGD技术受孕,因为这必须通过体外受精将胚胎植入体内,且获得妊娠的成功率较低。

宗教和政党(转载)

http://as169.blog.163.com/blog/static/318409620077403634702/

宗教和政党

宗教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心理学科学,虽然他的片面性是那么强,但我们不可否认,在人类之初,其作用对人类生活有着很大影响,帮助人类克服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平和心理,坚定意志等等等等方面起到的有利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心理学课的两面性,一是积极的帮助性的,一是消极和毁灭性的.就简单来说,心理学可以救人,也可以用来杀人.

政党是人类一群有着共同理想而组织起来的团体.而这样的团体也具备两面性,一面是积极推动社会的进程,一面也可能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信仰和纪律是政党的重要武器, 没有信仰的政党就没有灵魂,没有纪律的政党就没有生命.





原本写这个题目主要是通过对阿拉伯世界的目前状况和千百年些许历史总结的一点点东西,希望在今后的研究里领悟更多。

写这个题目主要是想表明,“神权不能统治了王权”“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自古以来以神权为最高思想统治的国度都没留下什么延续的文明,而我国,做为一个文明古国,从有史以来,都是王权高于一切,凌驾于一切,才得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延续。(当然不能把孔子对我国文明发展所做的贡献所抹灭),大家从近十年,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可以知道,为了所谓的宗教,阿拉伯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个民族内部不断的战争,不团结的阿拉伯民族正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种族的耻辱。

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等等我不知道的阿拉伯小国,战乱年年,百姓受苦,要知道阿拉伯文明是比较早的文明,可现在,为了个人的利益,宗教的差别,自相残杀,真是阿拉伯民族的悲哀,文明的悲哀。

中国的黄帝,荛,舜,禹,都没把自己给神化,而是教导民众以科学为依据,从实践中求发展,黄帝做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总结出,黄帝内经,以科学的态度发展医药,救治世人,还有民间流传的“玉女心经”都是以科学的态度谈论人的生理机能。由于我们有伟大的祖先,教导传承科学的世界观,所以才能保证我们的文明不间断的留在历史长河里。

所以我真诚的希望,那些背离祖国怀抱的人,以所谓神的名义来做坏事的人,清醒你们聪明的大脑想想,自己在做什么?又该做什么!尤其是以发能功为首的宗教组织,利用宗教心理学的诱导原理,做着伤天害理的事,而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忘记了我们朴实的老祖宗黄帝所写的科学实践总结。当然,对于未知的世界我们充满迷惑,对于贪官污吏,我们充满怨恨,但所有的这些都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不好,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一国家也有国家的难处。借美国人说过的一句话,不能期望国家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比较宗教学------宗教的分类(转帖)(7)

宗教的分类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76767.html


  当我们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比较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每个时代的大量宗教现象,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想象,其表现形式之繁令人眼花缭乱。产生和流传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中各式各样的宗教,虽然都具有宗教的共同属性,但在许多具体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一些宗教可能在某些方面相同,而又在某些方面相异,因此需要对宗教进行分类。


比较宗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人类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宗教制度进行分类,使之系统化。反过来可以说,只有努力对具有共同特征的宗教进行分类,找出各种宗教或宗教现象的类型,才会有真正的比较宗教学。



           丰富多彩的分类法

  
  在宗教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分类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规范分类法。


  即把宗教区分为真正的宗教和伪宗教。这一般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家的分类法。比如,中世纪神学家托马•阿奎那把宗教分为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两大类。“自然宗教”这个概念最早是斯多葛派提出的,意指各种宗教信念的共同点——对自然界和自然力的崇拜。


阿奎那借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他认为人有自然理性的能力与信仰的能力,人的自然理性是上帝赐予的,它从结果去追溯原因,通过上帝所创造的事物去认识上帝,它虽然可以识别—些自然界的善恶,但不能直接认识上帝,因而它的知识是不完全的,这就是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即自然宗教,这是低级的宗教。


人的另—种能力是信仰的能力,它可以用超自然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知识,一般的神学问题单凭自然理性就可以解决,但带根本性的神学问题,则需要靠信仰理性才能解决,而信仰理性来源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表现于《圣经》之中,这就是基督教,即启士宗教,这是最高级的宗教。某些伊斯兰教学者把宗教分为完全正确的宗教、部分正确的宗教和完全错误的宗教。显然,这种分类法是站在护教的立场上的。


2.地域分类法。


  斯多葛派最早按各种宗教崇拜的发源地对宗教作了分类。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沙拉斯塔尼(1153年逝世)在其《宗教教派和哲学学派》一书也对宗教作了地域上的划分、这部著作被认为是世界文化史上第一部宗教史。一般说来,地域分类法通常按地域把宗教划分为近东宗教、远东宗教、印度宗教、非洲宗教、美洲宗教、大洋洲宗教等等;还有一种粗线条的地域划分,即只划出西方宗教(通常指基督教和犹太教)与东方宗数。


3.人种——语言分类法。


  比较宗教学的开创者缪勒依据对语看、宗教、种族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人类对存在于太阳和其他自然现象之后或超乎其上的无限物的知觉,构成宗教。使用语问去描述这些相同的现象的必然便使产生了各种神话,即太阳神话和其他神话。因为当人用语言来思想、用语言来表达太阳、早晨、中午等等概念时,必然会赋予这些概念以特殊的、活动的以至人格的特征,如说“太阳出来了”,“月亮在走”等等,这就是“语言疾病”,由此必然产生神话。


由于各种种族的语言不同,因而其神话与宗教也不同。根据这个原则,缪勒反对把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与“虚假的宗教”,“天启的宗教”与“自然宗教”,而主张按雅利安、闪米特和图兰三大语系来划分宗教。


4.哲学分类法。


  黑格尔从宗教是世界的理念二重化这一总观点出发,把全部宗教史看作这种二重化的不断增长,认为宗教在其自我发展中经历了三个时期:“自然宗教”、“精神个体性宗教”和“绝对宗教”,其中每一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列表如下:



  黑格尔的宗教分类给人以巨大的历史感,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在其内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展开的。他虽然对宗教作了先验的演绎的论述,但并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发展的具体事实。但是黑格尔对具体宗教的排列和分类是牵强附会的,比如像佛教这样精巧的宗教竞属于“自然宗教”的最早阶段,而另一世界宗教伊斯兰教却只字未提, 把印度宗教称为“幻想宗教”,叙利亚宗教称为“苦难宗教”也毫无根据,因为“幻想”、“苦难”并非这两国宗教的特点。


5.形态分类法。
 

 这是根据宗教在历史发展中经历的一系列辨别得出的发展阶段来分类。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宗教划分为拜物教、偶像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多神教、一神教。

宗教史家阿基里斯把宗教分为三类:

A.低级宗教(拜物教、萨满教);

B.高级宗教(多神教、最发达的自然宗教);

C.同天启以及同先知活动有联系的伦理宗教。麦克斯•穆勒按崇拜对象的发展把宗教分为“物质的宗教”(崇拜草木顽石、日月星辰等实物的宗教)、“人类的宗教”(崇拜人本身的宗教)和“心理的宗教”(崇拜精神实体的宗教)三类。

英国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拉布克按照人对崇拜对象的态度把宗教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

A.无神沦(没有任何关于超自然体的观念);

B.拜物教(人相信自己能够强制地作用于超自然体),

C.图腾膜拜(人和崇拜对象仿佛以平等的关系存在);

D.萨满教(神凌驾于人之上而只有萨满才能与之交往);

E.偶像崇拜(神人同形同性);

F.创世之神的信仰;

G.善行之神(伦理一神教)的信仰。


  此外,还有许多分类法,如按崇拜的神灵数量把宗教划分为多神教、轮换主神教、单一主神教、单拜一神教、二元神教、一神教;按政治关系把宗教划分为:有强制性全民化的国家宗教、拥有特权但同时容许其它宗教并存的国教、可以合法存在的非国教、非法的秘传宗教、中世纪作为农民——平民革命斗争思想武器和组织纽带的民间秘密宗教等。


  对宗教的比较研究常常需要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宗教作不同的分类,这有助于加深对宗教的了解。


上述分类法分别从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角度揭示了宗教生活的某些方面,对比较宗教研究各有其价值。但上述分类法都不完善或不科学,它们的共同缺点是离开了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孤立地考察宗教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其它意识形态一样,“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这就是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 形态,它没有同社会历史相脱离的独立的历史,它不能离开社会的物质基础本身的发展而孤立发展。宗教发展中的各个时朗,必然同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相一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为我们对宗教进行科学的分期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既然全部人类史分为两大时代,即阶级尚未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那么同其它社会设施一样,宗教在其历史发展中也分为两大时期,原始社会的宗教和阶级社会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社会以前的宗教称为自发宗教(或原始宗教、自然宗教),而把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宗教称为人为宗教。原始社会的宗教是在原始社会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由于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感、恐惧感和神秘感而自发产生的。


它在产生的时候,并无欺骗成份。阶级社会的宗教是借助于有意识的人为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思格斯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之所以成为世界宗教,“多少是人工造成的”。当然,我们把阶级社会的宗教称为人为宗教,并不是说阶级社会的宗教完全是人们凭空捏造出来的,相反,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深刻的客观基础的。也不是说阶级社会的某些宗教在形成的初期没有某些自发的因素。


例如,早期基督教就是群众创造的,事实上是自发形成的。同样。我们把原始宗教称为自发宗教,也决非认为原始宗教毫无人为因素。恩格斯指出:“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份,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


至于人为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则这就是说,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里,宗教的产生和信仰具有自发的性质,而在阶级社会里,宗教却必然带上阶级的色彩,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一定的客观基础上,统治阶级人为地编造宗教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说原始自发宗教主要是原始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歪曲反映,那么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则主要是人与人关系的歪曲反映。
 

 因此,比较宗教学首先把宗教划分为最基本的两大类: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并研究它们的特点和差异。



          自发宗教(原始宗教)的基本特征


  自发宗教是原始社会的宗教,是以某些自然力为崇拜对象的,故又称自然宗教或原始宗教。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直到近代,仍有一些民族的发展停留在原始部落社会,保留着原始宗教。


同时,由于宗教是一种极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在许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中,仍然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原始宗教的遗迹,这些就是我们研究原始宗教可信的实证材料来源。原始宗教的形式多种多样,五彩缤纷,内容庞杂纷繁,且经历了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不同阶段。但只要我们求大同,去小异,求实质,去表象,则不难发现原始宗教有如下共同待征:


1、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理性思维不发达,原始人在与自然作斗争中产生的恐惧感、依赖感和神秘感。

 
 在原始社会还不存在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压迫(阶级压迫),只存在着强大的神秘莫测的自然力的异己力量的压迫。由于生产力的极其低下,物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思维能力不发达,因此原始人不可能对自然现象包括自身作出科学的解释;但同大自然斗争的实践又需要对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及其本质作出解释,因而原始人只能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真正的联系,用各种神秘观念来解释一切。


例如解释宇宙的起源,解释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的起源,解释人类及其本部落始祖的起源,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等等。所以,原始宗教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它是初民的“哲学”或“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在“人为什么创造神”一节中已作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直接以某种、某些自然物或自然力为崇拜对象,是原始宗教最本质的特征。


  原始思维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直观性与具体性。人种学对落后民族的语言的研究表明,这些民族的语言中表达一般概念的名词很少,而标示单一表象以及外延很小的一般表象和概念的词语却非常丰富。


因此,原始宗教观念也必定是具体的和直观的。二是这种思维的客体和材料,都是原始人在其生活的环境中所常见,并且跟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物和现象。例如,在打猎中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的工具,在人的想象中这些工具必定获得神奇的属性,因而对它产生崇拜;人在行将饿死而绝望之际,蓦地觅得果实充饥,喜出望外,那么,这棵果树就成为圣树;当人路遇猛兽穷迫,走投无路,忽见洞穴可以藏身,于是化险为夷,死里逃生,这个洞穴也会成为崇拜对象,所以.原始宗教多是拜物教。


人们对每一个别神灵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某一种自然力或自然现象的直接崇拜。原始人崇拜鬼魂实质上也只是崇拜人的自然本质所产生的能力。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神灵作用只限于某一自然力所表现的范围之内,风神只能刮风,雨神只能降雨,某条河流的河神只能管某河,某山之山神只能管某山。


人们崇拜风神,实际上就是崇拜风;祟拜河神,实际上就是崇拜河水的力量与效用,只是把自然力神秘化而己。神灵的威力既然如此狭隘,原始人只能通过崇拜许许多多的神灵,才能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这就造成了原始宗教的多神性以及崇拜形式的多样性。认为最早的宗教是万能的超自然的高位神,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原始人具体的直观的思维无法形成非人格的具有共性的高级万能之神的观念。



3.原始宗教的功能主要是作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原始人崇拜的自然物往往是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意义的那些自然物。比如尼罗河对埃及人的生活关系极大,所以埃及人持剃崇拜尼罗河伸;海洋对古希腊人的关系极大,所以古希腊人特别崇拜海洋。


原始人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所依赖的对象,也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对象。靠捕鱼为生的部落崇拜鱼,靠狩猎和畜牧为生的部落崇拜野兽和牲畜。同时,原始人举行宗教仪式也完全是实用性的。狩猎前举行宗教仪式,为的是使狩猎满载而归,播种或收获前举行宗教仪式,为的是使庄稼丰收;经过急流险滩时进行祈祷,为的是平安通过;举行巫术裁判,为的是解决纠纷。因此,他们在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采取了神秘的宗教仪式。


原始人相信:通过崇拜神灵的宗教仪式,可以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原始人来说,这种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整个部落、氏族的利益和命运。他们为了狩猎成功,庄稼丰收,身体健康等目的而求助于宗教手段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与作用的。原始人的信仰是度诚的,在当时险恶的生活环境中,宗教仪式能在精神上鼓舞信心和勇气,增加氏族的团结以发挥集体战斗力。


原始人虽然每次外出狩猎、每一重要农典活动无不举行相应的宗教活动,但他们并不是以此代替狩措和农耕的实践活动本身,宗教仪式只是这种实跋活动的精神难备相思想动员。


4。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灵是一律平等的,神灵也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
 

 原始社会是无阶级社会,人人平等,因而原始人所崇拜的众多的自然神也是平等的。自然神有重要、次要之分,但这种区分没有附以神灵等级,也就是说神灵之间没有高低隶属关系。神灵之间谁也管不了谁,自然神的重要与次要地位,是根据这些自然神与氏族生活的关系而定的。关系密切,居重要地位的自然物,其神灵即居重要地位。而那些急流险滩,悬崖陡壁,原始人只是在经过这些地方时才祈求其神灵保佑,平时即不予理会。


原始人认为,神灵和活人是互相依赖、平等互利的,神灵在原始人眼里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崇拜神灵是要神灵满足人的需求,当原始人认为某一神灵不能满足自身的要求时,就可以污辱、鞭笞和抛弃他。我国南方有一少数民族,当遇到旱灾时,他们就向寨神膜拜,限期要它降雨,若在限期内仍不降雨,他们就给寨神以严厉惩罚,将他浸入粪坑直到下雨,旱情解除,才将他从粪坑中捞出来洗干净重新供奉起来。


原始人认为,神灵世界和活人世界是相通的,人死了就转到神灵、鬼魂世界生活,鬼魂也可以转世到活人世界生活,两者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没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世俗的非神圣性之间的严格区别。两者的关系也是平等的。所以原始人的生死观念不强,生和死的区别不是实质性的,而是形式上的。


5.原始宗教是自发产生的。全民信仰的,宗教信仰与氏族社会合二而一,信仰内容与整个杜会意识形态浑然一体。
 

 原始宗教是原始人精神上的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全体成员都是自然而然的和当然的信仰者,而未分化出独立的宗教组织。宗教的原始人的意识思维格式、心理特点、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几乎直接等同。宗教礼仪活动和宗教戒律与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不分。宗教礼仪往往是全民参加,礼仪的主持者,初期多为自然产生的氏族酋长,平时并无专职的神职人员。随着分工的发展,逐渐出现走向专职化的巫师、神人和祭司,其有意识的个人主张和行动虽然逐渐产生较突出的影响,但就总的属性来说,原始宗教基本上仍然是自发性的。


  显而易见,上述五个特点是原始让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由它所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宗教在原始社会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它与原始人的意识、心理特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几乎是直接等同的。


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变化,原始宗教也随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对原始宗教史进行分期,是一个很复复杂的任务,宗教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一般认为,原始宗教大都经历了大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阶段,这些宗教形式往往同时并存,彼此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是复杂的,不是彼此依次更替的。


但在原始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而有某一宗教形式居主要地位却是无疑的。比如,动物崇拜在原始狩猎时期居主要地位,植物崇拜主要是农耕时期原始社会意识的反映,而祖先崇拜是原始氏族制度发展到父权制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则原始宗教的共同特点以及原始宗教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原始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只有用现实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说明宗教观念的变化,才是唯一科学的方法。 随着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反映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宗教也或迟或导批发生了变化,逐步由自发宗教发展为人为宗教。

比较宗教学------三大宗教的发展和传播之比较(转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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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传播之比较


对世界三大宗教发展和传播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探讨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产生和融合的规律是很有益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长期的课题。这里只能管窥鼓测,挂—漏万,谈—些粗浅的看法。



            信仰的时代


 比较宗教研究使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虽然形成的年代不同,但它们都产生于奴隶社会,而它们得到发展和传播、成为国际性宗教,却都发生在中世纪;儒家学说被宗教化,并传播到东南亚各国,也发生在封建社会,最终导致了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的形成。这究竞是什么原因呢?这首先是因为中世纪时代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可能性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提供了社会学环境,所以,人们把中世纪称为信仰的时代。


1.中世纪封建统治更加需要精神工具。


 一方面,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神作为其精神工具。在奴隶社会刚刚从原始氏族社会脱胎出来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各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在原始部落联盟基础上产生的小国,统一的大帝国尚未出现。与此相适应,宗教信仰呈现出复杂的现象,各个小国都有自己信仰的神。


到了奴隶社会的中后期,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这就需要统一的神作为精神支柱。恩格斯在论述罗马帝国时指出:“世界性”的罗马帝国统治阶级需要一种能够使具有不同民族性和起源的劳动群众共同信仰的“世界性”宗教。于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便试图创立祟拜皇帝的宗教,在罗马设立了特别的僧侣组织,兴建神殿,并且由国家大力扶植和奖励这种宗教仪式。起初,罗马统治者对各民族的神采取利用的方针,把各民族的神祗搬到罗马神殿中,从属于罗马大神,让各民族神为巩固罗马帝国统治服务。


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了世界帝国需要—种新的世界宗教来支持。到了封建社会,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同,如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阿拉伯的阿拉伯大帝国。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正是适应这些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并且伴随着这些帝国的扩张而发展和传播的。


 另方面,封建统治者比奴隶主更需要宗教。奴隶制下的奴隶不具有人格,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和牲畜。大家知道,在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社会中,“人”这个概念只用于指自由人,奴隶不被认为是“人”。希腊人认为奴隶仅仅是肉体。例如创造“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学说的柏拉图,把奴隶制说成是自然的、永恒的、并且认为奴隶届于“兽类”。


罗马法典只把古代城市的公民(奴隶不是公民)或者君主的臣民称为人,法典中把奴隶同畜牧或什物置同等地位,条文上写着“奴隶或者其他畜牲”、“奴隶是主人的工具”等。所以,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主要依靠暴力与刑罚。奴隶往往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甚至带上脚镣手铐,奴隶主可以随便杀死奴隶。


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杀死首陀罗的人只需简单地净一次身,同杀死牲畜一样。”奴隶主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虚伪的说教,为他们许诺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封建社会同奴隶社会不同,封建制产的农民有自己的小块份地,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封建的剥削方式为租税或劳役。因此.除了使用暴力、刑罚等手段对他们进行统治和镇压外,更需要从思想上、精神上加强对他们的统治。


在奴隶社会末期,奴隶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例如公元前75年至前71年在意大利爆发的期巴达克奴隶大起义,给罗马奴隶主贵族以沉重打击。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尤其是在我国,2000年来广大农民为了反抗压迫,举行了大小无数次的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奴隶和农民起义,表明了劳动人民力量的强大,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极大的震惊,使他们愈加感到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要有刽子手外,还要有牧帅。恩格斯指出:“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列宁也指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唤起对宗教的需求,编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


 
 2.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为宗教的滋生蔓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世界宗教的产生不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且还由于封建社会本身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和现实基础,封建社会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每一单个农户几乎都是直接生产着自己消费品的大部分,并且大都是在与自然交换中,而不是在与社会交往中取得自己借以维持生活的资料的。


这种小块土地的生产,不容许在耕作时采用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不同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由于彼此隔离而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封建时代的农民,是由一些同名数的简单相加而成的,好像一带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由于农民只有地方的关系,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一种共同的关系,形成任何一种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定要有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以雨水和阳光。”


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必然认为自己的命运是由—个异己的存在物掌握的。封建社会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父在“家”中享有最高权威,服从家长是每个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履行的义务。


这种经济关系的局限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使人们相信一种观念:正如父在”家” 中享有绝对权威—样,皇帝在“国”中也享有绝对权威,而皇帝乃是天之子,他根据天意而行事。因此,迷信神仙皇帝乃是封建农民固有的观念。


同时,由于农民没有文化,愚昧落后,不了解人间苦难的真正原因,因而也很容易接受宗教所宣扬的一套蒙昧主义。马克思指出,由于封建农民“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所以,人们把中世纪称为“信仰的时代”。



3.中世纪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流,使世界性宗教的形成成为可能。

原始社会绝无产生世界性宗教的可能。因为原始氏旅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实践范围狭小,因而人们的宗教活动也被限制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同时,氏族之间彼此隔绝,极少交往,各种文化思想之间不可能进行广泛的交流。原始宗教都是无文字宗教,它仅仅依靠传统和口头传说来沿袭,这大大局限了宗教观念的传播。无文字宗教在发展中不受宗教经文的局限,这使它具有活力,使之更易适应历史进程,但正是这种对其它文化的过于容易的适应性,构成了它的弱点。当社会及经济形势迅速变化时,这种宗教就变得十分脆弱,常常以毁灭而告终。
 


 世界三大宗教发端于奴隶社会。但在奴隶社会,它们也只是一种势力强大的、有广泛发展前途的民族宗教、国家宗教而已,而不可能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因为世界性宗教只有在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相互比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奴隶社会尚不具备这种条件。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在历史上一般都出现于封建社会的中兴时期,三大世界宗教以及儒家学说的宗教化及其传播到东南亚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佛教在公元前6——5世纪产生时,还只是一种民族宗教,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一前232在位) 统治时期得到很大发展,然后传入中国和次大防各地,并传播到希腊、埃及、叙利亚、马其顿、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国,逐步成为真正的世界宗教。佛教成为世界宗教一般认为以中国隋唐佛教的全盛时期作为标志,因为佛教在公元八九世纪以后逐渐在其发样地印度哀落以至消失,而隋唐时期的中国成为亚洲佛教传播之中心。


当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佛教通过中国同亚洲各国频繁的交往而广泛传播,并且在佛学理论上日臻完善。基督教在公元前1世纪产生之后,于公元423年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它也只是一种国家宗教。



只是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基督教才快速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某些国家,成为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大约在公元ll世纪,西欧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基督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建立了第—个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穆罕默德逝世后,四大哈里发用武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到了倭哪亚王朝(661——750年)继续对外大学扩张,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大帝国。凭着武力征服,帝国境内交通之便以及广泛的文化交流,伊斯三教成了世界性宗教。


 由于上述原因,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中世纪发展起来,成为世界性宗教,并垄断了文化,控制了整个中世纪的精神生活。




       适应时势的宗教——基督教为什么成为世界性宗教?



  恩格斯认为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宗教,根本原因是因为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这同样适用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理论在—个社会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的程度。


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它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学环境。但是奴隶社会未期和封建社会初期,存在为数众多的宗教,力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能战胜其它宗教而成为世界宗教?根本原因取决于它们的内在素质,取决于它们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一句话,取决于它们是否适应时势。我们试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例来说明。


 如前所述,“世界性”的罗马帝国的统治需要—种能为不同民族共同信仰的“世界性”的宗教作为其精神工具。罗马帝国实现的政治上的统一,造成了大体相同的外部生活环境,畅行无阻的国内交通,民族的混杂,活跃的贸易和思想交流。这些外部条件,无论对基督教还是其它宗教的发展都同样有利。


但是,正是基督教,而不是其它宗教成为世界宗教,这只能从基督教本身的素质来说明。“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一,基督教足罗马帝国统治下受压迫民族利人民进行 斗争的精神武器和组织手段,因而有广大群众追随。“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早期基督教仇视罗马统治者,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原罪面前人人平等,在组织内部实行财产公有,经济互助,因而有很强的吸引力,信徒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这从《启示录》的描述可以看到。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日有144000。犹太支队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氏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可见信徒之众多,声势之浩大。


第二,基督教成功地将其学说具体化、通俗化,这使它在古代世界秩序崩溃前夕,得以广泛传播。


 古代世界秩序的崩溃,这是基督教获得胜利的基本前提。当时贵族不断入侵,帝国政权摇摇欲坠,各阶级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整个社会都感到惶惶然不可终日。所有这一切在群众中造成了旧世界行将崩溃的感觉。


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的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作了回答: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部有一份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是大家都会承认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扬的灵魂得救的前提。


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基督教成功地利用了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的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并且独出心裁地把它形象化、具体化。它不是抽象地给信徒讲道——这是只有以培养演说和辩论才能为职业的教师和智者那副精于哲学思辩的头脑才能领会的,而是使教道化成肉身——耶稣。


他在世上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诞生,他在世上奔走和活动。身心交瘁,以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伟大的自我牺牲而永远赎了人类的罪孽。无论什么人,只要信奉基督就可以得救,这是“使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根本观念”。


这种形象具体的说教使基督教很容易获得地盘。恩格斯指出:“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个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第三,基督教信仰全人类之神和天国福音,毫无差别地对待—切民族。使它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产生出来的,它能发展为世界性宗教,重要的一点是它同犹太教彻底断绝关系,抛弃了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采取世界主义立场。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犹太民族相信他们这个民族是神从万民中选择出来的最佳民族,是上帝最宠爱的第一子民,负有特殊的使命:这就是通过他们,世上的万族万民才得以信奉他们所信仰的神。在全世界完全实现神的统治,使全世界的民族都受到神的恩赐和祝福。


因此,犹太民族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认为他们同上帝之间存在—种特殊的关系。这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不能同其他民族平等相待,使犹太教虽具有世界主义的成份,却不能发展为世界性宗教。


 与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得天独厚的观念相联系,犹太教的弥赛亚学说也具有浓厚的犹太民族性质。弥赛亚是希伯来语的音泽,意思是“受膏者”,即救世主。在犹太民族的古代政治生活中,某人被立为君王时,应在其额上涂上膏油表示神对他的任命和派立,称其为“神之子”,希望他能使犹太独立、繁荣和强大。但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只有大卫王统一了犹太的部落,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王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曾多次打败入侵的邻国,故深受犹太民族之爱戴。


在大卫王以后,犹太民族曾连续不断遭受异族的侵略和征服。犹太民族相信,上帝既然选择了犹太民族就决不会遗弃这个民族,上帝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在大卫士的后裔中降临一位受膏者,即弥赛亚,把犹太民族解放出来。所以,犹太教的弥赛亚学说,具有浓厚的犹太民族性,它仍然坚信犹太人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


基督教同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居于特殊地位的观念,同弥赛亚学说的犹太民族性质的观念坚决决裂,它一开始就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歌罗西书》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亚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保罗书信》也表达了这样一条基本教理:弥赛亚之所以降临、基督之所以出世,不仅是为了安排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安排全人类的命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对各民族信徒一视同仁,只要侍奉基督就可以得救进入天国。


《启承录》也表现了这种世界主义倾向。它宣称,当救世主即弥赛亚降临,代替神执行最后的审判时,审判的是全世界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不论是正义的人还是非正义的。正义的人到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非正义的人到地狱里去在永火中遭受痛苦,这就是真正的神的国。这种世界主义性质,使基督教摆脱了犹太教的民族主义,而易为各民族所接受。
 

 基督教在宗教礼仪上,也体现了其世界主义性质。古代东方各宗教仪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如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等,彼此之间不能共同饮食, 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甚至不能交谈,这使东方宗教大部分衰落了。


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允许原异教徒把自己在崇拜上的一些习惯和爱好带进基督教,使他们在新宗教中感到 [1]有一个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和一套他们所习惯的仪式。这样,基督教就兼收并蓄,把犹太教的仪式和异教的仪式吸收过来,把它们同化,并很快把它们排挤。


思格斯指出:基督教“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同仪式, 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本来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由于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仍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这使它不能成为世界宗教。而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因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 第四,基督教适应社会的需要,适时改变教义,使它成力量唯一能够成为罗马国教的宗教,并继而发展为世界宗教。
 

 早期基督教的反抗意识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怀疑和恐惧,罗马统治者曾在—个时期对早期基督教进行过残酷的迫害。到了公元2—3世纪,基督教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社会上的富有者加入基督教,并且很快取得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出于他们的财产,使广大普通的和贫穷的基督徒在物质上依附于他们;另一方面是由于富有者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理所当然承担了在思想上和文献上制定、修正和完善基督教义的职责。



经他们修正的教义使基督教失去了早期的反抗意识。耶稣由一个拯救教徒,伸张正义的救世主变成了教导信徒忍受苦难的榜样。基督教由宣扬富人进地狱,穷人投入神的怀抱转变为宣扬富人只要把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也可以进天堂;进而宣扬穷人必须为富人祈祷,奴隶必须无怨天尤地,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出于良心去听从奴隶主。基督教一方面对社会下层表示仁爱,另方面又不威胁有钱有势的社会阶层,这就便它能在多民族的群众中不分阶级地广为传插,并且使罗马统治者改变了对它的态度,由对基督教迫害转为扶植和支持、使基督教成了唯一能够成为罗马国教的宗教。


 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并没有随着奴隶社会的灭亡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一方面,按照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对基督教文献和经典进行选择和解释,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另方面在组织上适应封建等级制,实行教阶制,使基督教进一步得到发展。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世界宗教。


  
第五,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熔为一炉,重视经典的编纂、教义的论证,形成了一门貌似科学的基督教神学,使之具有较精致的神学理论。


 犹太教是与古希腊暂学完全对立的,它没有采纳希腊哲学的思想材料。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顺应时势,与希腊哲学熔为一炉。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全书》作为自己经典的一部分,并作出新的解释。


同时,它从一开始就注意编纂适应新的需要的经典。假如没有一些人来完成制定和宣传其学说的历史使命,基督教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认为,423年尼西亚会议以前的基督教为“早期基督教”。


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注意建立其基本教义,其代表性经典是《启示录》,特别是《新约》的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其特点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希腊哲学成分大大增加,从2世纪下半叶,基督教神学家就开始寻找基督教同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接触点,千方百计从中寻找为基督教作论证的理论和根据。


可以说,正是基督教完成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而古希腊罗马哲学则准备了基督教。根据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的研究,保罗书信中有些段落与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著作非常相近;至于保罗的神学理论也与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犹太教亚历山大的斐洛的哲学非常相似。所以,正是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结合,才形成了以保罗的思想为代表的比较成效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基督教的最初级义只是一些从犹太教来的教条,后来加上希腊哲学的各种理论才成为一种神学。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哲学改造一直在进行着。从早期的教父哲学到中世纪的整个经院哲学都可以说是这种改造和结合的过程,它系统地论述了宗教的许多基本问题,诸如上帝论、基督论、原罪论与拯救论、教会论与圣子论、天启论与信仰论、天堂与地狱论、灵魂与肉体论、善忍论等等,建立起系统化和规范化的上帝观、神学观、生死观和伦理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来统一信仰者的思想。这种规范化、理论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神学思想易于被任何民族所接受,并且对于稳定宗教体系,巩固宗教结构和发展宗教组织是极其重要的。
 

 可见,基督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佛教何以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产生的方式、教义和仪式等方面同基督教有很大区别,但是,同基督教一样,佛教之所以能发展为世界宗教,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


  首先,佛教为人们指出了从精神上解脱苦难和在来世过美好生活的道路,易于拨动亿万人的心弦。


  释迦牟尼教法的主旨,在于阐发人生的痛苦,分析产生病苦的原因,指出解脱痛苦的途径。他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人生所处的世界也是“苦”。“苦”的根源在于人的种种欲望,由这些欲望而造成众生的“无明”,即无知,由“无明”而产生种种“业”,即种种行为、言论、思;由“业”而产生生死轮回果报。因此,只有根除和混灭一切欲望,才能消除“无明”,不“造业”,摆脱生死轮回,消灭痛苦,获得解脱。


  在公元前6——前5世纪印度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不仅仅隶阶级陷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奴隶主阶级也找不到出路,惶惶不可终日。佛教人生哲学不仅迎合了当时印度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易于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而且,由于佛教人生哲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和人性的根据,因而能够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获得广大的信徒。


人类在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无时不会遇到困惑和危机,痛苦总是同人类相伴随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痛苦主要根源于生产力不发达和阶级压迫,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但是,生产力的不发达并不是痛苦的全部根源,人的欲望、人的自我意识也是痛苦的根源之一。事实上,人生痛苦的真正根源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限与无限的断裂。这种矛盾总是存在的。


佛教人生哲学的错误在于它把人生的痛苦夸大为人生的本质,并且把痛苦的根源完全归于人的自我意识。但是,佛教看到人生总是有痛苦的,肯定了(夸大了)痛苦的主观体验的一面,因而佛教人生哲学实质上是宗教、哲学与心理学的统一体,它既可以作为剥削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又可以为生活在矛盾与痛苦之中的人提供自我解脱、自我保存的手段。因此、哪里有苦难,佛教就可能在哪里生根开花。这就使沸教具有很强的渗透力,以至于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佛教也有了一定的市场。


 
 第二,佛教的“四姓平等观念”及其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态度是它成为“超民族”的世界宗教的重要前提。


 婆罗门教推行四种姓不平等制度,其业报轮回说主张,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含有梵的分子,才能最终与梵结合、统一,得到超度,获得高级的“再生”。佛教反对四种姓不平等和不可改变的制度,反对“婆罗门种姓至上”的观念,而主张“四姓平等”。


首先是业报轮回方面的平等,也就是不管种姓、出身、职业的高低,都根据自身的业报决定生死轮回,每一个信仰者部可以通过努力修持而获得超度。修善业、有功德的低级种姓的人可以在下世生于富贵人家;反之,修恶业、有罪过的高级种姓的人在下世有可能生于低贱人家。这就打破了人种优劣论,强调人自身的个性和品行对自身解脱、超度的决定作用。


其次,是在出家修行和僧伽内部实行平等,强调所有人都有权加入僧团,而且在憎团内一律平等。“谁有真理和达摩(法),谁就有幸福,谁就是婆罗门!”这种平等观念尽管并不彻底,但毕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使佛教在一般民众中获得广泛的信徒。



  同时,佛教对各民族也抱一视同仁的态度,其表现和做法是尊重各民族的神。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佛教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它直接继承古代印度吠陀教、婆罗门教和其它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


在古代佛教的万神殿中包括了许多印度旧宗教的神,有的照搬过来,有的略有变化。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还不断把接受民族的神同化和融化,或顺应接受民族旧有的文化,文化,让这些民族的神以旧称新名进入共同的佛教万神殿,并逐渐变成菩萨、化身、神夫、神妻、自立神。因此,佛教同基督教一样,不是宣扬某一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神的优越性。


这是它尽管在12世纪末在发祥地印度消亡之后,却能在别的国家传播和发展而成为世界性宗教的重要原因。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佛教这个世界性宗教的鲜明特征是其混合主义倾向,它更善于同共它宗教信仰结合。在印度,佛教往往和印度教相结合,在日本同神道教相结合,在中国则与儒教和道教相结合。
 


 第三,佛教教义的具体化、形象化,祭仪的集约化和注重佛经的撰写,使佛教在争取生存、发展和传播的斗争中居于有利地位。

宗教之所以有很强的感染力,一方面是由于它抓住了人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易于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共鸣;另方面是由于宗教不是用抽象的、枯燥乏味的说教来宣传其教义,而是借助生动的神话故事、感人的艺术形象和一系列肃穆庄严或激情洋溢的仪式(辅之以撼人的音乐)来强化人们的信仰,在这方面佛教尤为典型。


 早期佛教具有教义抽象、神话不够发达和祭祀仪式比较贫乏的特征,这些特征限制了它在群众中的传播。因为群众对神话形象比对哲学抽象更感兴趣,他们愿意通过在激情洋溢的宗教仪式中的感受去寻找精神奇托。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注意克服这个缺点,它吸收了许多民族的宗教神活,并加强了神话创作和虚构新仪式,而为了解释仪式的含义,又不得不去杜撰新的更加独出心裁的神话。我们看到,许多佛经,通篇都是神话故事,通过神话故事阐发深奥的人生哲理。有的透彻明了,和盘托出;有的含蓄深奥,引人深思;有的玄妙隐晦,高深莫测。


到了大乘佛教,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大乘佛教的神都具有有形的特征,佛和许多菩萨的像,尤其是他们的雕像大量出现;佛教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各种佛教神话都通过壁画、塑雕群来反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佛庄严崇高、菩萨慈悲亲切。各种佛寺殿堂遍布名山大川,其建筑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犹如艺术宫、博览会,它通过艺术的熏陶,使人产生神奇的联想,置身于神秘的宗教气氛之中,对佛的虔诚之心油然而生。


而且,佛教的祭仪变得更加集约化。念佛、念咒和附以游行的公开表演,在祭仪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佛教经典大量涌现,这些文献不仅有抽象的哲学思辩,有很高的理论素质,也有生动、形象、感人的神话故事。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和传播。


 
 第四,佛教适应时势、不断修正教义,使之能适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需要。



  印度在贵霜王朝和案达罗王朝分立的时代(约公元1世纪)开始形成封建制,佛教为了适应印度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需要,出现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把前期佛教贬低为小乘佛教,两者在教义方面有如下区别:


  1.在对佛的看法问题上,小乘佛教一般认为释边牟尼是历史人物,是一位觉者、教主、传教师,反对塑造神像,顶礼膜,因而小乘佛教必然产生教义抽象,神话不够发达,宗教仪式单调贫乏的缺点。大乘佛教把佛视为超人,视为全知全能的最高人格神,重视编造神话传说,建筑寺庙,塑造佛像,构建新仪式,因而更能感染信徒,更易传播。


  2.在追求的理想上,小乘佛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涅槃”是“灰身泯智”,消除烦恼,自我灭绝,主张“独善其身”,个人解脱。而大乘佛教所追求的“涅槃”,是“常、乐、我、净”,建立佛国净土,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宣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不仅“利己”,而且“利他”。大乘佛教的主张一方面满足了封建地主阶级生生世世享福的愿望,另方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劳动群众信仰佛教,给他们来世入佛国以一线希望。


  3.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佛教强调要获得解脱,就必须出家,远离社会,隐遁禁欲,断“痴”驱“欲”。大乘佛教则认为光个人解脱无济于事,还必须同时解脱他人的痛苦,要将自己所获得的智慧一面身体力行,一面去导化他人,即所谓修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以普渡众生。因而不必强调出家,因为布施等是出家所不能做到的,而主张重行为,强调面对现实世界,在现实中求得解脱。大乘佛教的这些主张,显然既容易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又容易被社会下层所接受。


 4.在对佛教经典的理解上,小乘佛教的学风是拘泥于佛说,认为佛所说的都是实在的。小乘一般只否定作为主体的自我,即所谓“无我”、“我空”。人不过是由五蕴(即血、内、骨头、思想、感情)等因素凑合而成的,处于生灭变化之中,因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但小乘对于客观世界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而主张“法有”。


小乘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愿望,它所说的“我空”重要是对奴隶(会说话的工具)而言,要奴隶相信,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我”只不过是一些“因缘”凑合而成的“假相”,是各种感觉的复合。


人们在这种假相上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它们就是“我”。其实、只有“假相”.并没有“我”,因此要厌弃人生。“我空”、“无我”说正是各种奴才精神的理论根据。既然连自身存在的真实性也怀疑了、否定了,那么,当然没有什么痛苦不可以忍受了。经受苦难的不是“我”,不值得计较。


奴隶主对奴隶大讲“我空”,但奴隶主对客观物质世界,对“万贯家私”、“一统江山”却不愿其“空”。况且,当时奴隶完全处于无权地位,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物质财富尽归奴隶主,根本用不着在这上面玩弄什么花招。所以小乘,尤其是初期小乘主张“法有”。大乘佛教进一步把小乘的唯心主义彻底化,不仅主张“我空”,而且强调“法空”。



不但否定人们的主观世界,而旦否定客观世界,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大乘佛教不满意小乘佛教的“分析空”,即从物可以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或因素来说明物之不实在大乘认为,把物分解为若干因素,虽然大事物不存在了,但其各个因素还是存在的。这种唯心主义不彻底。


因此,它认为无须通过分解,事物自身即是空的。但是,大乘佛教在否认主观世界、言扬“自我即空”的同时,又承认有一种超乎世间的“净我”或“大我”存在;在否定“世俗”的此岸世界的同时,又虚构出一种更加玄妙的彼岸世界来。


且认为超世间的绝对精神世界——真如(佛性)是真实的永恒的,是世界的本源。“大乘在宗教理论上的这种变化是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封建社会的农民不同于奴隶,它有自己的份地和一定的人身自由,对他们的统治除了暴力外,更需要精神上的欺骗和麻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佛教也根据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不断完善其教义,从而使佛教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



        
    宗教传播中的顺应与同化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善于正确解决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包括文字、语言、情感、心理、习俗、价值观念、政治等)的差异,并且形成各种教派互相争鸣,这是它们能成为世界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它的信徒不在印度,而在印度国界以外的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缅甸、印度支那。基督教的命运与佛教相似,它产生于近东,但它后来并没有在东方,而主要在西方占统治地位。


伊斯兰教创立以后,主要借助政治的力量传播到阿拉伯各地。不管各教传播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要解决传播过程中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的融合问题。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入的宗教既是传播的主体,又是被接受的客体;而接受的民族既是传播的客体又是接受的主体。


一种宗教能否传播到另一民族,就在于能否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传入的宗必须为接受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所需要,并且能够顺应或同化接受民族的文化传统;接受民族对传入的宗教一定要有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并且按照根源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主体接受模式对传入宗教进行筛选、吸收和重构。


因此,一种宗教从一个民族传别另一个民族,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而只能是既保持原有宗教的基本持征,又带有接受民族文化色彩的双向重构物。


  综观各教传播的历史,大体有两种情况。


  第一,如果接受民族的宗教仍然处于原始部落宗教的水平,已经不能适应民族新的经济关系,那么,处于高一层次的适应新的经济关系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往往可以同化该民族的原始部落宗教而占据统治地位。基督教在西欧的传播就是如此。恩格斯指出:“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


日耳曼人原来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北方,公后的几个世纪,他们的氏族制度开始解体,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宗教仪式也带有原始社会家长制的性质。公元4—5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已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日耳曼的军事首领和贵族在战争中大量兼并土地,使自已成为大地主,并和保留下来的罗马大土地占合者合流。这样,西欧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取得胜利的日耳曼人没有能把自己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强加给被征服的罗马帝国,相反,基督教反而向日耳曼民族渗透,并最终同化他们,成为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其原因就在于,日耳曼原来信奉的部落宗教不能适应新的封建社会的需要、而基督教适应了西欧封建社会的需要。


 
 伊斯兰教的传播也有相类似的情况。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力量,经多次激烈的战斗,终于在630年迫使麦加贵族妥协,接受了伊斯兰教。从此,穆罕默德凭借麦加的商业优势和宗教地位,兼施以武力征服,迅速把伊斯兰教推广到整个半岛。


631年,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斯兰教成为这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穆罕默德逝世以后,阿拉伯神权国家继续向外扩张,占领埃及、伊朗、麦尔夫绿洲、外高加索、阿富汗,直捣印度,整个北非,直至大西洋沿岸也都被阿拉伯人占领。


所以,伊斯兰教的传播同基督教、佛教不同,它是借助武力征服为其开辟道路的,是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逐步同化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使之皈依伊斯兰教的。在这里,武力征服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伊斯兰教本身适应了统—的阿拉伯封建神权国家的需要。阿拉伯半岛以及其他许多被征服民族的部落宗教无力承担起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任务。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基督教在西欧的传播,日耳曼人虽然用武力征服了罗马帝国,但不能把他们的部落宗教强加给罗马世界,反而被基督教所同化。


 佛教向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也有相似的情况。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和印度支那国家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相继进入封建社会。但是,意识形态却落后于社会存在,他们信奉的仍然是以自然崇拜为特征的部落宗教。


佛教的传入适应了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存在。但是佛教的传入不是如同伊斯兰教那样借助武力开辟道路,而是通过了接触——渗透——同化的过程,因而进展是缓慢的。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传入到最后得到巩固,历时几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韧佛教就已传入缅甸,直到11世纪,浦甘王朝才宣布佛教为国教。5世纪初,佛教传入柬埔寨,但直到320年才被确定为国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同化接受民族宗教而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并非把传入宗教原封不动地搬到接受民族,这里同样有两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双向重构过程。同化包含着吸收、兼容和顺应,只不过同化占据了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已。


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接受主体在把握作为对象的某—类型文化时,不是直观的、一成不变的机械性反映,接受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种种创新性阐释的可能。基督教在摧毁欧洲几乎所有与之对抗的宗教传统方面是特别成功的,但基督教在长期的复杂的文化传入过程中也融入了各民族的传统。基督教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经希腊罗马传统的改造,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深深地受到西欧特别是德国传统的影响。例如,在冬至时节庆祝圣诞节。在圣诞节装饰圣诞树,互赠圣诞贺片等就不是基督教原有的传统。


 
 第二,如果传入的宗教遇到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而该制度已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但是,传入的宗教在某些方面又能适应接受民族现实的需要,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接受民族原有文化的水平,那么,传入宗教的某些方面可能被原有文化吸收,促进原有文化的发展。而传入宗教本身通过吸收和顺应原有文化,可能站作脚跟,甚于获得较大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



 佛教向中国传播,它碰到的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幅员广阔的统一封建专制国家。以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既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又适合于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家族制度的需要,在广大被统治阶级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儒家学说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体系,有着强大的适应性。因此,佛教要同化中国传统文化而居于统治地位是难以实现。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期,正是东汉三国时期。当时政府腐败,战争不断,统治阶级惊恐不安,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政治动乱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文化思想领域出现某种程度的活跃。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苦难深重的人民需要精神慰藉,甚至幻想宗教会帮助他们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另方面,统治者也需要扶植宗教来麻醉人民,巩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关于人生无常、充满苦难,因果报应,来世进入佛国等等说教,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得到了传播。


 
 这样,就开始了儒、释、道相互矛盾、斗争,义相互吸收、融合的历史。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佛教的传播,必然引起儒、道两家的抵制和反对。韩愈就曾经指斥佛教“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亲之情”。


甚至主张用“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剧烈的行政手段来对待佛教。但是儒学学说在当时已经明显地暴露了其弱点。它同更为精致、思辩性更强的佛教唯心主义本体论相比,未免相形见拙,因而不能对封建宗教伦理纲常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需要从佛教那里吸取某些思想材料以“丰富”白己。


所以,南北朝以来,不少的儒家学者,纷纷以佛学相标榜。许多儒学名家,都大交佛教名僧。程朱理学把儒学宗教化,完成了“儒教”,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佛教影响的产物。


 
 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也竭力吸收和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通过“格义”法把佛教经典译成汉文。所谓“格义”,即用儒、道的概念、范畴来比附和阐述佛教经典,扫除语言文字和理解上的某些障碍。“格义”的结果,实际上使佛经在一定程度上汉化。同时采用随机的、灵活的策略,对佛教教义作迎合中国儒家传统的解释,使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佛教传入中国后,即依附于当时社会流行的黄老道术和鬼神迷信。到了魏晋,它又被玄学化,历经南北朝、隋唐以至宋明,又深受懦教之影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就是佛教主张的”出世”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的矛盾,佛教对此采取了妥协和顺应的方针。一方面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佛教的基本教义,向周、孔之教靠拢,论证佛、儒的一致性。例如,华严宗的宗密把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表示佛教徒是拥护儒教“五常”等道德观念的。



另方面直接把儒家的孝道、中庸等纳入佛学。例如,宋代名憎契嵩专门撰写《孝论》,批驳“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的偏见,认为佛也是讲孝的。鼓吹“孝道”是“儒释皆宗之”。佛教徒为表示忠于封建国家,有的把皇帝看成活佛、活菩萨。与此同时,佛教万神殿也变得具有中国特色。人们迎合神的行为,“必要”祭仪的观念也改变了,佛陀本身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在中国条件下经过特殊变革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



按中国古老的观念,大肚子是财与福的象征,因此阿弥陀佛变成了一个面部略带痴笑的大肚子偶像。其他佛教神也获得了中国式的职能,甚至人民喜爱的英雄关云长也被请进了佛教万神殿。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吸收、融化、顺应的过程,佛教在中国深深扎下根,使一种外来宗教终于形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甚至也被认为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宗教,并且对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都有其古老的最为基本的经典。一般说来,这些古老的最基本的经典是所有的信仰者所接受的,正是这一点维持了该宗教的一体性(或整体性)。


但是,各种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变生各种变体、各种教派。一方面,由于各民族的文化载体,如文字、语言构造、逻辑结构不同,因而必然产生对经典的不同理解,对原文的不同翻译、注释和说明随之发展,使宗教的文字传统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化。


另方面,作为宗教经典的释阐者的个人(主体)也必然受到种种主观因素的制约,如知识结构和水平的因素,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特定观念、思维方式与心态,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等等。这样,人们在接受一种新的宗教时,在理解上必然产生某种变形、变质或游离。各种世界宗教的整体性得到古老经典的维护,而对古老经典的各种创新性阐释又使各种变体、各种教派的产生必不可免。事实上,任何一个世界性宗教都是由各种教派组成的,基督教主要分为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或“旧教”)、正教(亦称东正教)、新教(在我国又称基督教或耶酥教)三大派系。



佛教的基本派别是小乘佛教(包括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形成了昆(音屁上田下比)昙宗、具舍宗、三论宗、四论宗、禅宗、涅磐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戒律宗和密宗等宗派。在西藏则形成喇嘛教。伊斯兰教的基本派系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在所有世界性宗教中,其结构上的张力场就存在于该宗教的整体性同它得以传播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之间。



如果地区性的差异被过分强调,那么宗教的整体性就会瓦解;而如果宗教的整体性被过分强调,那么要使它与地方性传统相适应而得到传播和发展就很困难。各种教派之间的争鸣、斗争有助于宗教的发展和传播;一方面,通过原始经典和宗教职业者的阐述维护各种宗教的整体性;另方面使各种宗教能够适应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利益从而得到发展。因为宗教发展的动力来自接受学的所谓“创新性阐释”,来源于研究者、吸收者的新方法、新材料和新的参考系,正是宗教的各种地方性变体才使宗教的传播和发展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比较宗教学--来世说与善恶报应说

来世说与善恶报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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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世说(天堂地狱说)是所有人为宗教的基本教义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天堂地狱说,就不能满足信徒追求永恒的幸福和渴望惩恶扬善实现社会绝对公正的愿望,统治阶级也就不能利用宗教来诱骗和恫吓被统治者。但是,进天堂或下地狱是通过善恶报应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善恶报应说,天堂地狱说就失去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

  世界上各种重要的宗教,无不以所谓“劝善戒恶”、“赏善罚恶”为其重要内容之一,而神则是具有超自然的“赏善罚恶”的力量。但是,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差异和传统的文化思想不同,因此在如何得到善恶的报应和生死解脱的问题上,各教有不同的观念。

1.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
 
 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是“三世因果报应”。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三世因果关系是由十二因缘即生命循环的十二个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相互作用造成的。如下图所示。

 
 在下图十二因缘中,① 无明:是指无智慧而引起的贪欲、嗔恨、愚痴等烦恼,是种种蠢动心理的迷惑之源;② 行:是指出无明而产生的种种善与恶的意志和行为;3识:是指出前世所造的业力,而感受果报之初,起妄念而托母胎,投为今世的神识; ④ 无名:是指入胎后胎儿的身心状态; ⑤ 六入:是指胎儿发育成了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器官——六根; 6 触:有了六种感官世就有了和外弹事物的接触;⑦受:由接触而引起苦和乐的感受; ⑧ 爱:由受而产生厌苦欣乐而贪染财、色、名、食、唾等五欲; 9 取:由欲爱旺盛而产生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着; ⑩ 有:是指因为今生造了业种,必然导致感受来世的生死之果; 11 生:由有就必有生,必有感受来世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之身; 12 老死:来世既有了五蕴假合之身的出生,必将衰老而至死亡。

十二因缘生死轮回的连锁法则,形成了三世因果报应。由前世之无明之惑的蠢动,造作了前生的善恶诸业,今世必将受到报应,感受苦受之果;又由于今世的继续作业,来世必将受到报应,感受生死之果。一切生物包括人类都依据其善恶给予的报应而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有如车轮旋转不停,循环不已。轮回有六条道路,即或生天界为天人,或生人界为人,或为阿修罗(魔鬼),或为畜牲,或为饿鬼,或坠地狱。

佛教认为,只要灵魂处于六道轮回之中,即便生于天界,也还没有达到佛教的理想境界——涅槃。因为即使生于天界,也免不了在生死轮回中流转不息,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老病死等八苦。只有按拂法修行,修得阿罗汉果(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成为阿罗汉,才能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不再生死轮回,永远进入极乐世界——涅槃,使灵魂安静永生,且有受天人供养之权利。所以,佛教的地狱是六道轮回的最后一道,是对生前作恶多端的灵魂的惩罚。地狱是一个巨大无底的黑洞,服刑期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折磨的工具和手段是极端残忍的,如肢解、油煎、冰镇、灌沸屎等等。佛教的天堂就是涅槃,这是摆脱了六道轮回之苦的极乐世界。


2.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
 
 基督教同佛教不同,它否认前世,否认生死轮回,认为人只有现世和来世。死亡是现世之终结,也是来世的开端;来世是永恒的,而今世是有限的。永恒的来世由有限的今世的善恶决定,善恶报应是通过“最后审判”来实现的。“最后审判”是上帝“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是决定各人与生俱来的“原罪”和“本罪”能否得到最后的救赎。信仰基督,忍耐、顺从、行善者,在最后审判中将进入天堂。那里黄金铺地,宝石盖屋,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官能都能有相称的福乐,是一个极乐世界。作恶多端者下地狱,地狱是无底深坑,里面到处有不灭之火烧人,蛇蝎咬人,肉体和精神都要受到无休止的折磨。
 

 同佛教的善恶报应说相比,基督教的善恶报应况更能肯定个人的自由意志及人格尊严。首先,基督教对善恶报应的审判是一次性的,是无限的来世报。有限的今世只有一次,只这一次的善恶将决定无限的来世的报偿。因此,能促使信徒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采取严肃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敢为恶。佛教的善恶报应虽然也有对行恶的吓阻效果,能劝人为善,但佛教的善恶报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是个断流转的。这一次下地狱还有翻身的机会,在下次的轮回中还可能生于天界,这就影响了其阻恶扬善的威力。其次,基督教“最后审判”的根据是每个人今世的善恶,每个人必须直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却导致个人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方面,有谁可以回忆自己前世究竟是什么?既然我不知道前世为何物,则来世之我也不知今世之我为何物,那么轮回有什么可怕?另方面,若我今世多行不义或遭苦难,则大可将责任推到前世之我恶性重大,其责任不在我,因此且让来世之我(其实不是我)去受罪吧!既然人在今世的社会行为是前世的善恶决定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个人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主动性呢?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什么责任呢?杀人者和被杀者,恶人和善人都没有责任。责任观念一放松,审判就失去根据,就失灵。


3.伊斯兰教的两世幸福说和善恶报酬说。
 
 任何宗教都宣扬了事实上不存在的来世,都把幻想的彼岸的天国的幸福作为真正的幸福,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但同别的宗教,特别是与佛教、基督教认今世为痛苦、灾难、罪恶不同,它并不以否定现世的幸福为前提来承认来世的幸福,而是既重来世的幸福又不放弃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古兰经》说;“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当然,两世幸福说的基本点是来世幸福,而不是今世的幸福。
 
 与两世幸福说相联系的是善恶报酬说,这种学说与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基督教的“最后审判”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它们的共同点是对人的善恶行为的报应,体现了人要求公平报偿、揭望正义的道理想。人生在世间,往往善不受赏,恶不受罚,甚至人妖颠倒,由此人对公平正义之理想,即只有在超世间的宗教中得以实现。但在世界三大宗教中,特别重视正义之实现者,当首推伊斯兰教。

佛教讲的是“三世因果”,人在轮回中既不知前生犯何罪,或有何功德,也不知后世该受何奖罚,因而,“三世因果”虽是表现公平正义的,但其所表现之正义,并非人的自觉行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讲的是“两世善恶”,在“最后审判”或“末日审判”中,人格神审判人之罪恶与功德,是直接对着能自如其罪恶与功德所在的人而施其判断的,有如法官之判人罪,因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表现的公平与正义,突出了人的自觉性。

但相比之下,伊斯兰教正义更为突出。首先,基督教的最后审判是决定人类与生惧来的“原罪”能否得到最后的救赎,“原罪”不是个人犯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而伊斯兰教否认原罪,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纯粹是人们在今世的行为的一种报酬。其次,基督教有上帝化身为人,替人类赎罪之观念,这是上帝对人的恩典,这就使正义观念隐没在恩典观念之下,使人不能有真正对其罪过负责之责任感与尊严。伊斯兰教反对上帝为人赎罪之说,认为这既不能提高人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也是上帝之失位,上帝应自居正为,昭临于上以主持正义,而不应化身为人,替人赎罪。

伊斯兰教之上帝安拉是“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的,是绝对公正地主持正义以主宰世界之神。因此,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负的责任,认为安拉是绝对公正的,人的行为在现世要像借债那样被详细记录在“帐目”(“善行簿”、“恶行簿”)中,末日审判时真它就根据这些“帐目”分量给予报酬,犹如买卖一样,公平交易,或进“火狱”,或进“天国”,“不受丝毫枉曲”。这种善恶报酬说带有阿拉伯社会经商、贸易、借贷一类私有制经济活动的深刻烙印。

4.道教的现世报和神仙世界。

 神仙的信仰为道教的特点,也是道教的目标。道教修行的目的是长生不老,肉体成仙,所以道教的“天堂”就是“神仙世界”。这同其它宗教讲的“灵魂不死”根本不同。道教的天堂不在来世,而在今世,进入天堂的不是死后的灵魂,而是长生不死的肉体。道教宣称天神将根据人的善恶行为施行赏罚,凡功行完满修炼成功有,将由西王母迎接入仙界;凡民即使不能成仙,经修炼也可以得到善报;如作恶多端,则被罚入地狱,身死尚不得成善鬼。地狱的入口处据称在四川,关帝是地狱的权威之神,称伏魔大帝,地狱的情境与佛教相似。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教不同,道教的善恶报应强调现世报和立地报。

善-功-福-仙;恶一过-祸-夭,这就是道教善恶报应说的基本模式。此外,道教还鼓吹“承负说”,即行善事或作恶事的人除了其本人此生要受到报应外,其子孙也要承受和负担先人所行恶事或善事的报应,中间传统思想中“来世”受报观念不明晰,这同其它宗教很不一样。既然是否有“来世”尚不明确,而善恶又应当报应,所以只好让其子孙去承受了。这种家族善恶因果的株连,是以宗法制度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产,其危害是很大的。

5.儒教的现世报与审判功能之缺乏。

  一般地说,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具有四大功能,即创造、主宰、救赎、审判。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上帝四大功能齐备。儒教的“天”(上帝)与西方上帝基本相同,但少了审判功能。所谓审判是指赏善罚恶,以绝对的正义让人对其一生的行为负责,并因而得到报应。可见,审判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来世观念的明确,二是罪恶观念的明确。倘若没有来世观念,则人们今世可以放肆作恶,不必惧怕来世下地狱;倘若罪恶观念不明确,则审判失去依据。 儒教不否认鬼神和来世,但不认为来世是人生的重要问题,而认为人生的问题在于善度现世,遵守伦理纲常,因此儒教对来世采取不讨论或不知道的态度。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教所追求的“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中国传统思想大部是把积极“人世”看成是最高的政治和道德的准则,它所追求的人生价值是五福六极。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尚书•洪范》)这种人生价值观不关心来世,完全建立在现世的观点上。儒家既然不讲来世的存在,便不害怕来世受罚。于是审判失去了威吓力。同时,人们的本性希望惩恶扬善。绝对公平正义,于是只好让子孙来承负先人的恶行或善行带来的结果。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佛教相信因 果报应可以廷至三生,儒教却相信人的生命在家族中延长,祖先的生命和子孙的生命合成一个生命,于是承负说由此产生。这种信仰在我国历代的传统个是最普遍流行的,凡得了好处的人都说:“托祖宗的福。”凡遭了灾难的人家必是做人“罪恶深重,祸延考妣”。而既然当事人可以不受罚,无辜的于孙反而受株连,审判就明显不公正,于是冤假错案在所难免。几代人的善恶继承下米。善与不善,该罚与不该罚,如何算得清楚?只有听任命运摆布了。

  懦教的罪恶观念也不明确,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罪恶之来源以及为什么有罪恶都缺乏根本的理论解释,对于什么是罪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在《书经》和《诗经》时代,中国古人的伦理观念与宗教观念是连在一起的,伦理的规律和标准来自上天。《书经》和《诗经》所讲的罪,是违背上天的命令的。

比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今商王受,书敬上天,降灾下民”。(《尚书•秦誓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但是到以后,儒家的伦理以人性或人心为根基,虽然承认人性来自天,但已经不提上天。在讲恶讲过时,只讲违背天理良心,而不讲违背上天的命令。中国人作恶时,常常自认为对不起良心,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皇帝,但想不到对不起上天。因此,中国的思想家大多积极地正面地鼓励世人向善,而不能有效地防止世人为恶。因为良心上的谴责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缺乏督促和阻恶的动力。

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是不同的,道德只是依靠良心的谴责、舆论的压力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以一绝对公正的标准(法律),惩恶扬善,实行法治,才能有效地防止世人为恶。

比较宗教学--人生的苦难与拯救

人生的苦难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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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人类对自身、对人生的认识。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问题。

  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宗教人生观的共同特征是通过对上帝的肯定,来否定人本身。马克思指出:“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宗教以实现幻想的幸福为目的,因而就忽视了人类现实的幸福;宗教给人以永恒的生命,以此断送了人的受时间限制的有限生命;宗教要人信仰来世天堂的美好生活,以此抿灭了人对地球上能建立更美好生活的信仰,断送了人们为实现这种生活的努力;宗教要人绝对信任上帝的帮助,以此磨灭了人对自己力量的信任。

在宗教史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普通教徒笃信宗教的说教,认为默默忍受现实苦难可以减免宗教的苦难,并得到进入天国的幸福。在这种思想麻醉下,他们甘心受苦,啖苦如饴,精神麻木,甚至进行骇人听闻的自我摧残,自我损害,以表示对神的虔诚。这种情形在一切宗教中都存在着。但是,宗教人生哲学也蕴涵着深刻的耐人寻味的哲理。

1.现实苦难的反映。
 
 世界三大宗教都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不值得留恋的,这是对人生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之所以产生决非偶然,而是现实苦难的反映。因为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痛苦总是同人类相伴随。苦痛烦恼生生不绝,代代绵延。人类的痛苦正是宗教出以产生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痛苦总是同人类侣伴随呢?
 
 首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一方面受到异己的自然力量的压迫,另方面阶级统治不可避免。人类的绝大多数注定要痛苦地度过一生。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刻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足以牺牲人类大多数个体作为代价的,是以人类自身的血汗凝成的基石为舞台的,这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即便是统治阶级,他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人性也是被扭曲了的。
 
 其次,人类的痛苦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它具有超越现实世界之精神需要,这是人不同于动物之点,也是人类有宗教而动物没有宗教之根本原因。人的超越性表现为对无限性的追求,它与人的现实存在是矛盾的:一方面,人总是要追求幸福的,而且对幸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低一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必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但是,人的现实存在总是使人对幸福的追求成为泡影,往往遗憾终身。另一方面,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是无限的,但人本身却是有限的存在物,人都是要死的。人的超越性使他具有对无无限性的追求,人的现实性使人的理想相追求总是难以实现,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痛苦。

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幸福,也没有永恒的快乐,唯有痛苦才是绝对的,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痛苦,“幸福王子”也有落泪之时。 各种宗教之所以都认为现实的人生是痛苦的,正是人类历史的现实的歪曲反映。各种宗教都力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和说明痛苦的根源,阐明对痛苦的态度,指明解脱痛若的途径。使人生在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使人从有限之生走向无限,从个人生命之短暂到达永生,从痛苦的现实到进入一个绝对完美的极乐世界,给人一种精神支柱。

2.佛教的痛苦观念与苦之解脱。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之痛苦观念是最重的,佛教对人生的基本看法,集中体现在其“四谛”说中。“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即四条关于人生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苦谛”为“四谛”之首,是对人世所作的价值判断,指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苦”渗入并主宰人生。所以,人的一生都沉溺于苦海之中,有生、老、病、死、爱别离(和可爱的东西离别)、怨憎会(和不可爱的东西会合)、求不得(求不到所欲望的东西)、失荣乐(失去荣华享乐)等八苦,毫无乐处,即使有乐 处,也是极短暂的。所以人间世界就是苦海,就是火宅,就是秽土,应当厌弃人世。
 

 “集谛”分析了苦的根源,指出一切苦痛来自人的欲望,欲望是无明(对佛教真理的无知)的表现,又是烦恼之根源。欲望有三种:爱情欲(夫妇人伦之欲望)、生存欲(求生命之延存的欲望)、繁荣欲(对于权力和资财的欲望)。由于这三种欲望,必然增强人的贪(婪)、嗔(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痴(无智、愚昧)三种基本烦恼(即三毒)。三毒不除,必然表现在行动、语言和思想活动(即所谓身 业、语业、意业)上面,由此产生人生的种种苦。
 

 “灭谛”指明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涅槃。灭谛的所谓灭,意为终止受苦,达到涅槃。现实的人生充满矛盾和烦恼,是苦难的深渊,只有涅槃境界才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涅槃境界的特点是常(超越时空,无生灭转变,而永恒存在)、乐(断绝生死而得大自在,无痛苦充满欢乐)、我(远离我执而得不死)、净(断除一切烦恼)。这种境界即所谓大解脱、大圆寂, 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天国”和伊斯兰教所说的“天国”。
 

 “道谛”指出了通向涅槃境界的道路和途径。这就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扑灭人生的一切欲望和需求,安于现状、忍耐和服从。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净化和 自我修行,做到八正道(即八神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正见,对佛教教义要有正确的见解,这是八正道的总纲,是统领以下七种道的;正思维,对佛教教义要有正确的思维;正语,不说不符合佛教教理的话; 正业,居于远离杀生、偷盗、邪浮等恶行的清净之处;正命,按佛教教规的规定生活;正精进,勤修涅槃之道法,正念,牢记“四谛”等佛教“真理”;正定,修习佛教禅定,心专注于一境,观察“四谛”之理。佛教认为按此“八正道”修行,就可由“凡”入“圣”,从迷界此岸到达悟界的彼岸(即达到涅槃)。所以,“八正道”又叫作“八船”、“八筏”。
 

 四谛的中心是苦谛,由人生之痛苦,而迫究痛苦之根源,由痛苦而渴望幸福,由痛苦之根源而指明解脱痛苦的途径。它回答了人生的本质、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人生的道路以及人生的意义等重大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人生观。
 

 佛教人生观是一种出世的消极的人生观。佛教认为“语法无常”“诸法无我”,世界倏忽万变无常,沧海变桑田,世界是苦海;人生变化无常,人只是“五蕴”(人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暂时和合,只有假名而无实体,人生是苦海。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并非真实的存在,人们把这些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作为追求的对象,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的,是痛苦的。

所以,人生应当厌弃,世界应当厌弃。只有“出家”,才能把自己的要求和欲望降到最低限度,以至最后泥灭一切欲望和追求,从而达到涅槃境界,得到解脱。佛教人生哲学所指出的人生道路的目的是积极的,它追求的目标也是崇高的,它不仅要求根除现实之苦,而且要求超越和根绝一切之苦;不仅要根除个人之苦,而且要根除众生之苦,断绝苦之生生不已。但手段却是消极的、出世的,它叫人否定人世,逃避现实,因而是走不通的。它不是叫人积极地去改造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在内心改变问题的性质,从主观上取消问题的存在,从而达到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满足、平衡和慰藉。

我们不否认痛苦体验只有主观性的一面,因而自我修行,精神解脱,可以摆脱一定的痛苦,但无法摆脱痛苦的最终根源,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更是无益的。教是一种自力宗教、内省宗教。它认为“众生皆有佛性”,这种佛性是众生本来就有的,不借外求而圆满具足,只要努力自我修行,就可以基本上依靠自身的力过而得解脱,从“明心见性”、“反身而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自力也并非绝对无需他人,佛和菩萨们的榜样的劝导、引渡就是他力。

3.基督教的罪恶意识与救赎。

 基督教也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但认为痛苦的根源不是人的欲望,而是人的罪孽。罪孽意识是一切宗教都具有的。但罪恶意识最为突出者,当首推基督教。佛教认为,一切法皆因缘生,人之罪恶也因缘生,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人之罪恶,来源于今生以前之无尽的前生,然此罪毕竟只属于个体。

基督教中人之罪恶,除有由个人自作的“本罪”之外,还有“原罪”。“原罪”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在伊甸园由于蛇的唆使偷吃了智慧果所犯下的罪。这种“原罪”不属于一个人之个体,由亚当、夏娃遗传后代,连绵不断,使罪性具合超越性和普通性,成为人类罪恶之根。罪性成为人的个性,人一出生就是罪人。人类世代难逃罪恶之网。所以现实世界是罪恶的深渊、苦难的海洋。

正因为人类罪孽深重,人类靠自身是无法解脱痈苦的,必须依靠神之力才能获得救赎。唯有上帝,化身为一绝对纯洁无罪的耶酥,降世人间,以自己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世人受罪,并永远赎了由亚当传下的一切人之原罪,复返上帝初创世界时之纯洁,使已全部为罪人的人类重得与上帝协调。此体现了上帝对人之爱与恩典,世人只要念念归命耶酥就能超越原罪而得救。

 
 同佛教相比,佛教人生观是内存的、消极的,而基督教人生观是超越的、外求的、积极的。基督教和佛教在认定人间世界是苦难,轻视今世生活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基督教不主张逃避现实,而主张面对现实,积极接受苦难的考验,以实现来世进入美好的天堂的愿望。基督教认为苦难是上帝对每个人的“试探”、“试炼”,是大喜事。。《圣经》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部要以为大喜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基督教把耶酥降生,以自己之死救人类离开罪恶称为救赎。这项教义包括几方面内容,是人类都犯了罪,而应当受罚,因此现实的人生是痛苦的,是人类罪有应得;二是基督可以替人类顶罪受罚,基督之死已经为人类赎了罪,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意义,既然如此,人就获得了解放的可能性;三是要使这种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使来世进入天堂,这靠人自己去努力,基督只是用他的神力洗涤了人性的污染,给人以行善而达到人生极端目标(进天堂)的能力。

人人都有这个能力,但愿不愿发挥这个能力,取决于各个人自己,天主并不预定每个人生活中的—切,人应当积极地、主动地、自由地活动,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同佛教相比,基督教不是自力宗教,而是他力宗教。基督教讲的“原罪”,不是个人所犯的罪,而是人类共同的罪,团而不是通过个人的自我修行,通过内省就可以克服的,而必须通过他力,即神之力本能克服。但他力并不否认自力,上帝赎了人类的罪,是使人安于现实的痛苦又充满解脱的希望,坚信通过外求、外向,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狡得成功,实现人生的价值。因而,佛教组然相信自我的修行就可以解脱痛苦,似乎很强调子我的力量,其人生观却是消极的;而基督教虽然相信只有借助神力才能解脱痛苦,似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人生观却是积极的、外求的。


4.伊斯兰教的宿命论。
 
 马克思认为:“伊斯关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伊斯兰教的人生观修正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本来是不清白的、罪恶的,但由于真主的宽恕,人在今世已不再带有原罪。“人的本性”、“人的能力”、“人的品格”、“人的智慧”等等都是由真主“赋予人的”,是“不容改变的”。人的本性是有差别的,有的被真主赋予“玄灵”,有的被真主赋子“智慧”和“理智”、有的则永远“顺从自己的欲望”而不觉悟。而这一切都是真主预先安排好的,这就是所谓”前定”。《古兰经》许多章节都宣扬了这一信条,“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你要使谁尊贵,就使谁尊贵;你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福利只由你掌握;“我们只遇到真主所注定的胜败”,“如果真主使你遭受灾难,那么,除他外绝无能解除的,如果他使你享受福利(那末,任何人不能干涉他)。”这就说,人的富贵贫贱,生死祸福都是安拉意志的表现,任何人都是不能改变的,都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伊斯兰教的宿命论并不是彻底的,《古兰经》在宣扬“前定”的同时,又主张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各人“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各人只依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同基督教人生观一样,伊斯兰教人生观认为今世是短暂的、虚幻的、是来世生活的准备;后世是水久的、真实的、美满的。人们应当忍受现实的一切苦难,安于现状,以期在“末日审判”时被判入天堂。同基督教、佛教人生观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并不完全否定现世的幸福,而是在偏重来世幸福的前提下不放弃对现世幸福的追求。

认为人们只要既信道且行善,那么“在今世,他们不受亏待”,可以“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而目在后世也可以进入天堂。伊斯兰教的末日论与基督教不同,它不宣布末日审判的时间,而只宣称末日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这给虔诚的教徒在尘世的积极生活留下广阔的天地。并以末日审判之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义来鼓励教徒的这种积极性。


5.道教对人生的执着的现实主义态度。

 道教的人生观是以现世幸福和个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目的的,它对于人人生是执着的现实主义态度,追求的是福禄、喜庆、富贵、多子、吉祥如意、长寿,以至长生不死。道教也把世界二重化,它在人间之上构造了一个神仙世界,神仙们餐玉饮露,腾云驾雾,逍遥自在,永享富贵,这与充满痛苦纷扰不宁的社会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道教强调把人间与神界衔接起来,成仙不在死后,而在长生、飞升。

道教同佛教不同,它不把出世与在俗对立起来,而把在家行忠孝作为修道的基本要求;又将人间与仙界用一条修道的阶梯连接起来,强调修炼是长生成仙的必要条件,修炼的目的在于长生成仙,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理想。从人间到仙境是依照修行功夫逐步升级的,道人以上为神仙,其中又分为道人、仙人、真人、神人四种,其间不是天壤悬隔,难以逾越的。道教认为,命只能决定一个人获福的最高限度,却不能使人必然获福,在命运给予的可能范围内,人的主观行为决定着他的结局。例如凡民不能成仙可以避免夭折、灾祸;中贤可修得长寿,而上资可能度世。


6.儒教的入世人生观。
 
 儒教的人生观不同于佛教的出世人生观,也不同于道教调和出世与入世的人生观,而是入世的人生观。佛教反顾过去,否定人世;基督教则直望未来;伊斯关教把现世和未来并重;而儒教则注重现在,儒教把封建道德伦理“三纲五常”本体化,把它直接绝对化,神圣化为“上帝”——“天理”,成为人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强调人们必须完全屈服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并以此感到满足,并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革除一切(其中包括死后的)非分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享受的欲念。儒教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遵守、维护和实现“天理”。

尽忠、尽孝、尽节、尽义,就是个人生存的目的、意义和最高价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成功,便成仁”等等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忠孝都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违反者就是逆子叛臣。儒教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的存在,认为人只有在隶属他人的关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根本否定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

它在表面上最富于人情的关系中,巧妙地取消了人的个性,把人的个性当作“人欲”而由“天理”加以彻底消灭。这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使人不成其为人。基督教、伊斯兰教至少在表面上还承认人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而儒教则把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为天理;基督教、伊斯兰教至少还以上帝的名义应允人们死后可以进入天堂,给人以一种虚幻的美好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美好生活至少是现世苦难的对照和抗议。而儒教的天堂就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建立起来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一句话,就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儒教人生观决定了它不可能萌发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可能用否定上帝的价值来肯定人的价值、不可能用否定来世的价值来肯定现世人生的价位。

比较宗教学------基本教义之比较(转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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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教义之比较

 
 成熟的、完备的、基本定型的人为宗教,都有成文的系统的宗教教义。这些教义一般都记载在宗教的经典之中,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佛经等等。宗教的宣扬和教会宣传说:宗教经典上的一字—句都是上帝、真主的启示,是上帝、真主在某个时候“降示”给人类,命令他们按此规则处世的,违背教义就是违背神意。


比如,《古兰经》每一章开头都写上“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意思是说,这是奉真主之名,把真主降示的指示传达给大家。《古兰经》多次说到这本书是真主降示的。“《古兰经》是从全世界的主降示的。”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把自己的经典称为“圣书”或“神启”。


 
 实际上,宗教教义并不是什么神的启示。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它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不管宗教观念如何光怪陆离、荒诞无稽,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它的根源。


另方 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也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历史继承性。每一种教义,既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又是对先前有关方面的思想材料加以搜集、整理、加工、改造而成的。各种宗教经典都经历了口头创作、民间传颂、最后又文人编纂成书的过程。


 
 宗教教义既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它就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早期基督教不同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中世纪的基督教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督教;大乘佛教有别于小乘佛教,宋明理学有别于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教派,教义也有差别,同一宗教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和国家里教义也不尽相同。这就给我们比较增加了许多困难。但是,作为一种有着 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宗教,必有其质的相对稳定性。我们对各教教义之比较,主要是从客观的角度,比较各教相对稳定的基本教义。



上帝观与神灵结构系统



 
 各种宗教的共同本质特征是信仰上帝,信仰超自然的存在物,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者。但各种宗教的上帝观也稍有不同。



宗教哲学上关于神的区别主要有两种:一神教和多神教。多神教包括没有最高神的多神教和有最高神的多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教,而佛教和道教是有最高神的多神教,因此决定了它们的神灵世界模式也各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的基础都是一神论,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唯一的神,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真主)。尽管后来的基督教会和伊斯兰教派对神的观念作过许多阐述,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改变一神论的上帝观。



1.基督教的一神论上帝观。
 


 基督教的上帝信仰来自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明确肯定上帝(天主)是唯一的尊神。上帝给以色列颁布的“十诫”,策—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现在你们应认清,只有我是‘那一位’,除我以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


《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继续,《新旧圣经》是耶稣的传记与教诲。《新约圣经》仍坚持一神论上帝观,但认为上帝是由圣父、圣子、圣灵组成的“三位一体”。圣父(耶和华)是“天地的全能的创造者”;耶酥“是上帝的独生子”,也是上帘的“道”;道通过童贞女马利亚(圣母)感受圣灵(一种神秘的精灵),而受胎成为肉身,神采取人的形象,在人间传播福音,并通过伟大的自我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永远赎了人类的罪,拯救世人。


所以,圣父、王子、圣灵位虽有三,却是同一本体、故称“三位—体”。基督教在从犹太教脱胎出来之时,为了有别于犹太教,为了宣传救世主的降临和千年王国的必然实现,曾竭力渲染救世主耶稣的降临、传道、受难、复活和升天。但遇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上帝既然生出了另一个上帝(独生子耶稣),这便不是一神而是多神了。于是基督教只好求助于神秘主义,杜撰出三位一体说,以保持其一神论的上帝观,这是基督教教义中的自我矛盾的地方。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神,除上帝外没有别的神。天主教除敬礼上帝外,还敬礼圣人,主要是圣母马利亚。但认为敬礼圣人不是直接敬礼圣人本身,而是敬礼天主,因为圣人能达到圣德的高峰,都是仰赖天主的恩赐。基督教也相信除上帝外,还有天使。天使中文有时也译为天神,但不是中国宗教所信仰的天神。


基督教的天使不是神灵、也不是崇拜对象,只是上帝的使者。天使为上帝所造,是纯粹精神体,没有物质。有些宗教相信有善恶两种,善来自善神,恶来自恶神,基督教只相信唯一尊神。而唯一尊神是至善至仁的,绝对不能有恶或生恶,恶来自于恶魔。所以基督教的神灵世界远没有佛教、道教复杂。



2.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上帝观。


 伊斯兰教是比基督教更彻底、更典型的一神宗教。伊斯兰教反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古兰经》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信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古兰经》还多次谈到安拉“没有辅佐者”,任何一个认为他有辅佐者,甚至认为辅佐者是他生育出来的独生子的人都是异教徒。这些显然是对基督教三位一体说的批评。


《古兰经》认为这些渎神人的意见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些意见必会酿成天灾:“天几乎要破,地几乎要裂,山几乎要崩,这是因为他们妄称人为至仁主的儿子”。《古兰经》主张“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安拉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神,它既不是三位中的一位,也不是善恶二神中的一个。


 
 伊斯兰教认为,除安拉之外,无别的神。伊斯兰教虽然也认为存在恶神,《古兰经》里或者称它色旦(同古希伯来的撤旦相比),或者称它为伊卜劣斯(同希腊的迪阿波罗斯相比),同时也认为存在天使(天仙)。但恶神和天使都不是人们崇拜的神灵。天使是安拉在创造阿丹(亚当)之前用光创造的,它们遍布广阔无根的太空和人间,不分性别、不具肉体、不吃不睡、不婚、来无影、去无踪、变化莫测、神通广大,是一些纯洁的精神体,它们受安拉的派遣,唯安拉之命是从。


世界上的每个事物、每件事情都有天使管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切功过、善恶都有天使严密观察,记录在案,并随时向安拉汇报。所以,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的神灵世界模式也是很简单的。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难一的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主宰者、养育者,是唯一救助人类摆脱沉重苦难的救世主。但神与人之间是不能直接沟通的,彼岸的神和此岸的人必须通过特殊的中介来沟通。基督教认为耶酥就是神——人的特殊中介,他是上帝的“道”化成的内身。他死后又复活,升天居于神之右策,不久将重降人间。


建立千年王国。因此,信上帝,必须信三位一体。伊斯兰教认为穆军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沟通神——人的中介,信安拉和信使者是同一信仰的两个方面,一个在大上,一个在人间;信仰安拉,是为了信仰使者;服从天上的主宰,是为了服从安拉在人间的代表。



3.佛教——以佛陀为至上神的多神宗教。


 
 佛教不是一神论宗教,而是以佛陀为主神的多神宗教;有人认为佛教是无神论宗教,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任何宗教都以信仰超自然的实体——神为本质持征。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企图建立无神的宗教——爱的宗教时指出:“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未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


则普列汉诺夫也指出:“在佛教中关于人同神的关系的观念具有极为独特的形式,但是……并不等于排除了它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关于神和一般精灵的观念。”事实上,佛教承认无数神和精灵的存在。


所以,他指出:“没有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宗教,是从来没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佛教认为佛陀是最高神,佛陀自我介绍说:“我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知、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来”有同基督教个的“弥赛亚”和“逻各斯”两词类似的含义,是最高神、救世主。佛教宣称,随着佛陀的降生。其余神便退居幽处,但佛教并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在佛教的万神殿中有从吠陀教和婆罗门教承袭来的以及佛教新杜撰出来的众多的神。


所以确切地说,佛教是以最高神佛陀为主的主神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佛教并不认为佛陀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不是佛陀创造的,它与佛陀同在,像佛陀一样永存。


 
 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佛教信仰的神灵世界模式就复杂多了,在一般的佛教徒中,都有对于佛、菩萨、罗汉和地狱阎王恶鬼的信仰



①佛:佛在梵语个是觉行圆满之意,通常是佛教对教祖释迦牟尼之称谓。佛有两种特征:一是自觉,自己了悟人世烦恼之因缘获得 解脱,进入了常乐我净的境界;二是觉他,觉悟他人,帮助他们脱离人世烦恼。


佛祖释迎牟尼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但后来的佛教徒,把“佛”和“神”相等,认佛为佛教最高神。佛教讲佛的法身时说,“居常寂光土,以虚空为座,” “其身遍坐一切道场”。认为佛的法身乃是一种没有物质的精种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法力无边。


 
 佛教信仰里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如来佛”,其实三者同是“佛”。“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阿弥陀佛”有三个名字:“无量寿”、“无量光”、“甘露”。第—个名字为法身,第二个名字为教身,第三个名字为应身,实际上都是一个“佛”。阿弥陀佛的本名为观自在王如来,故又称如来佛。如者真如之意,乘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故称如来。



②菩萨:佛教所敬礼的菩萨,是指修道已经达到很高境地,仅比佛低一级的人,他们可以进一步而入涅槃,但是他们发大心愿留在西天,为众生求无上道,帮助世人超脱苦海。普通佛教徒信仰的菩萨,主要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等。观音菩萨也称为慈航观音,意为引导世人,善渡世人苦海,抵达乐土;也称送子菩萨,世人供奉她为助妇人生产的神灵。文殊菩萨常侍释迦如来之左,司智慧,其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剑,以表智慧之利剑,驾狮子,以表智慧之威猛。普贤菩萨,乘白象侍佛之右方。主一切佛之理德、定德、行德,与文殊菩萨之智德、证德相配。弥勒菩萨,传说上生兜率天,又从兜率天下凡生于人世,修行成佛。在佛教的寺庙里,在佛的两边常常还有许多菩萨侍立。这些菩萨都是佛法的象征。



3 罗汉和阎王:在佛教信仰中,罗汉和阎王虽不作神灵供奉,但颇受人敬畏


 
 罗汉(也称阿罗汉)是指修行已高,进入涅槃的人,不再轮回转生,应爱人们的敬礼:罗汉位在菩萨之下,但对于人世痛苦不甚关心,自己安享涅槃清静福。但佛教所敬的十八罗汉,则是受到佛敕,永住人世,济渡众生,他们有菩萨的慈心。


 阎王是佛教从婆罗门教接受下来的神灵,是主持地狱的判官。阎王手下有恶鬼,是阂罗五的狱卒。



4.道教——以玉皇大帝为最高神的多神教。


 道教是以我国古代民间庞杂的信仰为基础,以神仙之说为中心,加上道家、易、阴阳、五行、卜筮、巫祝、占星、谶纬以及儒家之说,并综合方术、咒术和仿效佛教的组织体制而形成的宗教形式。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是“道”,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是万物之源。道教信仰的神灵世界是十分庞杂混乱的,原因来自“降凡”“投胎”。道教信仰神灵可以降凡,投胎为人,既而不死而升天,所以道教的神灵常有人的姓氏名号。道教信仰的神灵几乎都曾投胎人世,在人世渡过一段生活。


 
 一般认为道教信仰的最高神是元始天尊,又称玉皇大帝,居于大罗天。元始天尊于天地未分,阴阳混沌之时,为一元气之神化,为天地之神。元始天尊又化身为三清,一为无形天尊,即天宝君,住天上之玉清天;一为无始天尊,即灵宝君,住天上之上清官;一为梵形天尊,即神宝君,住天上之太清官”。


也有人认为玉皇大帝和元始天尊是两回事,《玉皇本行集经》载:玉皇大帝全称是“吴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玉皇本是光严妙乐国的王子,舍弃王位,于普明香严山中学道修真,辅国救民,度化群生,转生800劫,修行3200劫,始证金仙,号曰清净自然觉王。


又经亿劫,始证玉皇,传说为总执天道最崇高之神,如人间之皇帝。玉皇大帝居于大罗天玉京,其下是元始天尊(亦称天宝君),灵宝天尊(亦称太上道君),道德天尊(亦称太上老君),他们分别居于玉清天、上清天、太清天。


三清天各有左、中、右三官,各宫各有王、公、卿、伯、大夫房官。此外,还有很多神,大地庙、雷神等等民间信仰也被列入道教的神灵系统,其上下左有的关系不很明确,但道教神灵系统的座位同当年帝王与臣下的关系十分相似。


 
 道教的“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显然受了佛教的深刻影响。首先,“元始天尊”一名是道、佛二教的混合。“天尊”一词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云:“今日天尊行如来德。”净影疏云:“天尊是佛异名,天有五种,如涅槃说,佛于五天中最上,故曰天尊”。“元始”一词即是易经的“乾元”。


庄子和列子的“太初”、“无始”、“太始”等名词的脱胎。其次,《玉皇经》所描述的玉皇同释迦牟尼极其相似:两人都是王子,释迦之父为净饭王,玉皇之父净德,皆用“净”字;两人都由空中来,都光明赫赫,都“色相妙好”;都舍弃王位,出家修道;都很仁慈,极爱施舍;都以助人普渡苦海为己任,都肯割己身之肉以救病人;都转生数百次。



5,儒教的上帝——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


 
 儒教的上帝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它不是抽象的人格神,而是直接把宗法伦理道德本体化,把三纲”视为“天理”.即永恒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使之具有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的尊严。


孔子总结尧舜时代父系家长制的尊尊亲亲原则,创立了儒家学说。天地祖宗信仰是儒家宗教观的主要内容,这是儒家不断宗教化的基础。汉代董仲舒鼓吹神学目的论,给封建的国家政权罩上了神的灵光,天(上帝)成了最高权威,君权神授。


皇帝“奉天承运”,代天立言,把“三纲五常”的权威建立在至上神(天)的权威基础之上。但是,历史证明,一但至上神的权威受到人们的怀疑时,三纲五常权威地位也会随之而动摇。因此宋明理学放弃了这种粕糙的神学形式,不宣扬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把三纲五常本身神圣化为“天理”,使之直接成为决定一切,支配一切的神圣的教条。谁违背它,谁就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


把三纲五常直接木体化、神圣化为上帝,实际上就是把封建决序的代表者皇帝直接奉为最高权威,奉为上帝。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就是敬天孝亲之表现,“诏书”即“圣旨”,即神旨,要以敬神之行仪,跪下伏首接受。儒教崇奉的对象“天地君亲师”,其中“亲”是崇拜的核心,君是崇拜的目的,尽孝是为了尽忠,所以儒教崇拜的是现实的人,是圣贤、祖宗。一切先圣先贤,都立词礼敬,如孔子、周公、关羽、岳飞、张巡、许远,乃至—乡一曲之贤,都有祠庙香火。村村有祠堂,家家都祭祖。以儒教为中心的汉民族宗教信仰的神灵体系是十分庞杂混乱的。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


  第一,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神教,而佛教、道教、儒教是有至上神的多神教。从宗教发展史上看,从多种信仰到一神信仰是宗教史土的进步。原始宗教是没有至上神的多神信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有至上神的多神信仰,从 中又产生了一神信仰。


恩格斯指出:一神信仰“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一神教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也反映了人类大脑抽象思维的提高。强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唯一的神”创造的、主宰的,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对世界内在统一性的认识,它蕴含着世界的统—性和规律性,而科学的前提就在于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欧竟会出现科学的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的上帝是抽象的人(佛教、道教的上帝的抽象程度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儒教的“上帝”是现实的人。


从宗教发展史看,从崇拜动物到崇拜现实的人(英雄人物领袖),再到崇拜抽象的人,是宗教史上的进步。恩格斯指出:一神教“所反映的人也不是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一神教是人把自己的全部本质对象化为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它是现实人的精华,是现实的人渴望获得高度发展的理想化身。这虽然是从反面以歪曲的形式来反映人类对自身全面发展的追求,但这种理想化本身必然同人的现实存在,同世俗的价值观发生矛盾。


当神性被引申到人本身之后,神性便成了人性的组成部分,毫无局限性的,作为真、善、美化身的抽象的人——上帝便成为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使现实的人产生一种不满足感,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相反,儒教的上帝是现实的人——皇帝,是现实的伦理纲常。而现实的人,即便再伟大,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以一个有局限性的现实的人作为崇拜的对象、人生的楷模、不可超越的界限,必然局限人的发展。


 
 第三,基督教、伊斯兰教神灵系统简单。而佛、道、懦的神灵系统复杂。一般地说,神灵的结构系统是人间社会阶级结构系统的折射,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灵系统,却比现实的阶级结构简单,人间的阶级结构只在中世纪教会的教阶制中得到反映。


这种简单化神灵结构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有助于清除封建等级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儒、佛、道复杂的神灵结构系统把现实的阶级关系神圣化。“土地公”是地方神,犹如村里长、乡长、区长,“城隍爷”犹如县长、市长,“玉皇大帝是皇帝级的神,另有部长级的“三官大帝”等神。一切寺庙诸神之公告,皆采用官方“告示”(公告)分式。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被一—神圣化,因而神灵结构系统成为现实社会关系的精神支柱。

 

 

比较宗教学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599.htm

  比较宗教学,或称“宗教哲学”,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广义指宗教学或宗教史学。狭义指以宗教史为基础,通过对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宗教现象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学科。
  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很多思想家,都曾对不同宗教进行过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19世纪下半叶,科学意义上的比较宗教学在对古代宗教和东方宗教的广泛认识基础上出现,当时曾被用作宗教学与宗教史学的同义语。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其研究主要侧重于宗教的起源和进化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非历时性或同时态的研究的发展,逐渐分化出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分支学科。
  英国人Eric.J.Sharp有《比较宗教学》一书,系统的中国比较宗教学尚待建立。“九五”期间有《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中西政教关系史比较研究》等著作出版,但还非常不够。中国宗教学与西方有着诸多不同的特色,建议“十五”期间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研究入手, 不仅是比较宗教学问题,也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对于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宗教现象和如何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均有现实意义。该课题也可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角度 ,结合中国现实进行研究。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而如果世界诸宗教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则科学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将不可能成立。这方面的专著有当代埃及宗教学研究专著有《比较宗教》,开罗大学教授、伊斯兰历史学家艾哈迈德·谢莱比编著。

2009年1月16日星期五

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家庭生活的影响

http://hi.baidu.com/%BC%C3%C4%CF%B5%C4%C7%E5%D5%E6%CB%C2/blog/item/a7611e2b600e97fce6cd40ed.html

伍贻业

近代以来,穆斯林教法各门类中涉及婚姻、 家庭、遗产继承问题的有关内容显得尤为重要,称之为“穆斯林家庭法”,或“私人身份法”。下面采取高度概括和浓缩的方法,讨论近代穆斯林家庭法对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

一、穆斯林家庭法的重要地位

家庭是社会组织最小的单位,稳定、和睦的婚姻家庭生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一。伊斯兰教的家庭法以真主启示为基础,《古兰经》中涉及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启示内容在数量上要超过其他主题的启示。伊斯兰教兴起之际,传统的阿拉伯社会正处于由原始公社制向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部落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家庭的产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迫切需要一种制约新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行为规范,这一新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以真主启示名义颁布的经文。针对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穆斯林家庭法的有关规定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某种改革思想。为了建立稳定的家庭,《古兰经》(4:3)明确提出:一、限制一夫多妻制,鼓励实行一夫一妻制,规定一个男子娶妻的数目至多不得超过四个;二、对当时男子随意“休妻”的现象予以必要的限制。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古兰经》(4∶7)规定男女都有权继承遗产,各得法定的一部分。此外,《古兰经》还就婚姻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做出具体规定。穆斯林家庭法的许多原则,确立了真主诫命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从而为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穆斯林家庭法的基本特征是把人际关系首先转化为信仰者个体与真主之间的关系,进而据此“主仆关系”做出相应的原则规定,使他们有所遵循。真主启示的神圣性增强了教法规定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因为 “违法”首先意味着对真主启示的“抗命不遵”,为不可宽恕的“重罪”。另一方面,真主启示的神圣性也会引起“副作用”,因为在理论上真主诫命不可以随意更改,因此近代以来的教法改革,家庭法的修定成为难度最大的一个领域。家庭法的重要性以两方面最为突出:一是穆斯林家庭法是伊斯兰教法的核心领域,它就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离异、夫妻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对信仰者个体的基本社会生活有深广的影响;二是作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基本标志,是否遵守家庭法又不只是公民守法意识问题,它也是判定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是否虔诚的重要依据。

二、穆斯林家庭法的改革趋势

伊斯兰教法的改革始自19世纪下半叶的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家庭法的改革始自20世纪初;二战以后随着亚、非许多伊斯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达到高潮,成为共同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世界各地勃然兴起,导致重新审视改革的思潮。

概而言之,教法改革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变迁的压力。传统伊斯兰教法的实体形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社会,历经上千年的历史而未经过重大的修改,很难适应现代生活需求。二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19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浪潮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基本格局,欧洲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强制要求殖民地国家修改教法,引进外来法。印度和埃及两大最早实行教法改革的国家,都是在外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改革的。三是来自伊斯兰国家自身社会改革的动力。二战以后,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为加快社会现代化进程,普遍以国家政权的权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实施教法改革,而以穆斯林家庭法的改革最为突出,引起的争议也最多。

首先,现代婚姻登记制度的建立使穆斯林的婚姻家庭生活获得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传统的宗教法庭虽然也受理涉及婚姻、离婚、遗产纠纷的诉讼,但有很多弊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传统宗教法庭历来不接受书面证据,当然更谈不上婚姻登记制度,结果引起许多司法混乱。婚姻登记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穆斯林家庭法的实施,使婚姻家庭关系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司法制度来限制、禁止某些不良习俗或违法行为,如童婚、丈夫随意休妻、拒绝支付对离婚妻子或子女的赡养费等违法行为。

其次,依法限制、禁止一夫多妻。伊斯兰国家,一夫多妻的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为富人和权势者的一种“特权”。尽管《古兰经》鼓励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经文毕竟允许一个男子可以娶四房妻子,只是要求该男子必须公正无私地对待所有妻子。由于有经文为据,使得废除一夫多妻、实行一夫一妻制变得非常艰难。从1917年《奥斯曼家庭权利法》颁布,经过80多年的时间,如今在穆斯林世界只有土耳其和突尼斯两国明确宣布实行一夫一妻制,其他伊斯兰国家则因习惯势力的反对,还只能做到提倡一夫一妻制,对一夫多妻的行为予以限制,包括实行罚款、短期监禁等惩罚。这同世界各国法律都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妇女的权利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伊斯兰国家要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还需要时间,还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这个问题只能由伊斯兰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第三,依法对丈夫的随意休妻特权严加限制。传统的伊斯兰教婚姻家庭关系是以阿拉伯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家庭为基础,男子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女子,丈夫随意休妻的权利正是男尊女卑的一种表现。在中世纪,女子基本上无权解除不美满的婚姻,而男子不仅可以纳四房以下的妻子,而且可以像换衣服一样随意休弃妻子,所谓“离婚”实际上只是“休妻”的一个代名词。近代以来经过教法改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许多伊斯兰国家在二战后新颁布的家庭法或私人身份法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赋予女子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对男子过去所享有的休妻特权严加限制。各国法律都规定,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必须经过法庭审核批准,丈夫随意宣布“休妻”(塔拉格)无效,一次场合连说三声“塔拉格”不属于“无可挽回的休妻”,仍可进行调节。

此外,夫方提出离婚如经法庭批准,还必须依法付予妻方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安慰金,以利于妻子日后改嫁、建立新的家庭。

以上三方面所简要提示的只是穆斯林家庭法改革的基本趋势,意在提供一个动态的画面。需要着重说明三点:第一,世界各大宗教都很重视宗教道德,伊斯兰教也无例外,它主要是通过《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的有关规定来体现伊斯兰教的伦理观、价值观。因此,教法过去所肯定的某些制度或规定,如一夫多妻制、丈夫休妻权、妇女地位低于男子等等,尽管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却是符合中世纪伊斯兰教道德的。第二,家庭法改革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和动力是家庭本身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今天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除在局部不发达地区仍保有部落社会的残存结构外,传统的父系家长制大家庭正在经历着解体过程,代之而起的是以夫妻、子女为基本成员的现代核心家庭,穆斯林家庭法或私人身份法的改革,正是为了与家庭结构的变迁过程相适应,并在适应过程中展现了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的巨大弹性和活力。第三,穆斯林的婚姻家庭生活不仅受到家庭法的制约和影响,也在总体上受到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的制约和影响。

三、伊斯兰复兴运动对穆斯林家庭生活的影响

二战后穆斯林世界最重大的宗教事件莫过于始自20世纪70年代、席卷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击和影响是全面的,波及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体制、内外政策、发展道路等诸多领域。它对穆斯林个体最接的影响是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复兴意识的加深,出现了一股要求重新评价近百年来所实行的改革得失的潮流。原教旨主义所提出的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主张伊斯兰化的纲领、口号,在部分国家已经产生实际影响,它反映了对宗教价值观的重新定位、定向。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官方伊斯兰化的影响。官方伊斯兰化是指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为加强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采取的立法、行政措施。上一个世纪从70年代到80年代,利比亚、巴基斯坦、苏丹三国的军政权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强化传统伊斯兰教刑法的约束力,包括实行对酗酒者鞭笞、对偷窃者断手、对通奸者以石块击毙等传统刑罚。

当权者强制实施这些刑罚有不同的政治动机,但也都有一个明确的宗教道德目的,即企图通过有选择地恢复伊斯兰教法来重整社会道德秩序,消除西方化、世俗化对传统宗教道德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对整顿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国内外都引起许多争议。

除官方伊斯兰化之外,围绕复兴与改革的激烈争论也对穆斯林的家庭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即使人们可以就弘扬宗教道德取得某种共识,在实践中也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尽管虔诚的穆斯林都确信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和核心的集中体现,都希望通过复兴教法来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教法曾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而今天它的影响保留在穆斯林家庭法领域。即使在家庭法领域,教法的实际影响也经常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别,正处在深刻的变革过程之中,从而也不断地在伊斯兰国家引起争论。(来源:《中国宗教》)

伊斯兰教的德法观(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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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文化与思想体系,其中同样包含着德法兼治的思想观念,道德与法制在伊斯兰教中紧密结合、互相配合不断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
一、道德与法治有着共同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道德与法治都是为对安拉的信仰而服务的。《古兰经》是先知传教的23年中陆续获得的真主的启示,是安拉神圣的语言,是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是教法渊源和立法的首要依据,也是穆斯林社会生活、宗教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准绳。而道德与法治同样作为伊斯兰教的组成部分都被认为是真主的意志和命令。
在提倡自由的同时,道德对人的约束已经逐渐被人所忽视。而宗教作为仁慈、博爱的提倡者,其地位更加地突显出来。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在道德影响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古兰经》中每一章节都是这样开头的:“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此外安拉还被称作监护者、恕罪者、赏赐者、普慈者、广恕者、慈爱者等等。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首要信条就是信奉独一无偶的安拉,伊斯兰教强调人们信主且行善,就是伊斯兰教不但要人们信仰真主也要人们遵循真主为人们制定的规范。《古兰经》指出:“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于至正之道,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他们将要享受最大的报酬。”(17:9)“凡作恶而为其罪孽所包罗者,都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信道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2:81-8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仰安拉始终惯穿在要求人们行善的过程中,并把人的行善同人的后世幸福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劝诫人们行善具有了威慑的作用,使广大的穆斯林更具有道德的自律性。安拉所降下的经典《古兰经》教导人们通过坚持不懈地做善事而成为一个善人,只有宽以待人、品德高尚的人才是真主所赞成的。正如《古兰经》所说:信道而敬畏的人,“在今世和后世,他们都将得到佳音。”(10:64)“他们为喜爱主而赈济贫民、孤儿、俘虏。”“我们只为爱戴主而赈济你们,我们不望你们的报酬和感谢。”(76:8-9)《古兰经》明文指出:“正义就是信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使者,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2:177)“施舍财产,以求主的喜悦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譬如高原上园圃,它得大雨,便加倍结实,如果不得大雨,小雨也足以滋润。真主是明察你的行为的。”(2:265),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伊斯兰教的行善与“至仁至慈”的安拉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你要是信仰安拉那你就必须做安拉所喜悦的事情,就必须服从《古兰经》中的道德原则。
信仰“真主独一”和保护伊斯兰的信仰精神同样是伊斯兰教法的首要内容,伊斯兰法是以宗教、道德、法律的义务为尺度,规定信仰者对其主安拉的义务。可以说,教法就是穆斯林建立在伊斯兰信仰之上的对人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伊斯兰教法的总原则首先出自《古兰经》,是从《古兰经》注释学中独立出来的,《古兰经》是伊斯兰法的根本渊源,体现了伊斯兰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古兰经》被宣布为真主意识的表达,它所包含的法律是真主对人的命令,人只是代安拉行使在地球上的权利。《古兰经》的合法性不容怀疑,它是伊斯兰法最高权威,是认主独一的明确保障。
认主独一是伊斯兰道德与法制的共同的追求目标,而《古兰经》是它们共同的行为准则。这种共同的基础就使得伊斯兰教的法律与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伊斯兰道德与法治的相互交融性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法律以及道德体系,而作为这一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法律与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伊斯兰教法与道德的界限非常模糊,法律中包含着很多道德规范。在伊斯兰教法中把人的行为分为五类。1.必须履行的行为;2.可嘉的行为;3.准许的行为;4.只受谴责不受惩罚的行为;5.禁止的行为。在这五个方面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既包含了法律规范也包含了道德规范。只有必须履行和必须禁止的才属于法律规范,而其它的都属于道德的范畴。伊斯兰教法中所包含的道德规范非常多,如劝导世人善待奴隶,孝敬父母,善待妻子;提倡买卖公平,信守约言,救助穷人;告诫世人不要聚集财富,放高利贷,侵吞孤儿财产等等。这些虽然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的,但都是没有用法律制裁而以后世的惩罚作为警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充分认识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在人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但是却是“不义”的行为时,伊斯兰教及时的进行警告。而在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法也适时给予处罚。伊斯兰法内容丰富涉及了各种领域,包括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个方面。
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用以调节人际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共同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外在的“他律”规矩,用于惩恶扬善;道德是内在的“自律”守则,用于劝善抑恶。换言之,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的作用表现在将罪行“禁于己然之后”,道德的作用表现在将罪行“禁于将然之前”,社会的稳定只依赖健全的法制是不行的,人人内心中的自律同样重要。如果公民的道德沦丧,缺乏正义感,那么即使是再完备的法律也无法约束。只有公民的道德意识水平提高了,才可能更好地遵守法律。伊斯兰教法确立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学说规定了穆斯林的行为准则,从善戒恶的道德思想为社会普遍接受,公正、宽恕、坚忍、顺从、虔诚、廉洁成为穆斯林的美德。
伊斯兰法律与道德的紧密关系还表现在,伊斯兰教的很多法律就是由道德所转化而来的。在伊斯兰教建立之初,穆罕默德想要使人们能够辨别是非,使人们的道德修养得到提升,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团结、友爱的社会,而法律只是在道德的劝说不能达到效果时才会实行,所以这就使许多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以后的实行中逐渐的变成了法律的规定。而许多禁止的行为虽然规定了制裁后果,但只是后世的刑罚。
三、伊斯兰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伊斯兰法律与道德相互依存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先知的时代就非常注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互相结合。先知为人品德高尚非常注重品德的修养,他为人慈善大度,待人宽厚这是众所周知的。《圣训》中有这样一段话:“主的使者比和煦惠风还令人感觉和蔼。”。他所宣传的教义的核心就是——顺从主,慈悯世人。使者在治理国家时也以身做则,在为人处事上以自身为榜样,以德服人,以得到广大穆斯林的敬仰。使者虽然身为国家领导但却从来不享受特权,他和人们一样住着简陋的草屋,和人们一起劳动。使者明确指出:慈善是每位穆斯林的职责。使者的追随者问使者:“若那个人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呢?”,使者回答:“他应用手工作,以收益作捐款。”,他们又问:“他如果仍然一无所有呢?”,使者回答:“他应帮助求助者解除困难。”,他们还问:“甚至这一步也还做不到该怎么办呢?”,使者说:“他应行善止恶,——这就是他的善捐。”(《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56:72 46:24)。
伊斯兰也同样强调法律的重要性,遵守法律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连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作为国家元首并无特权和伊斯兰社会中公民一样,国家元首也可以被控告,被依法论处。使者临归真之前在病床上宣布:“如有人起诉我,我必定前去。”使者第二任继承人欧默尔就以被告人的身份,在一位法官面前出现。麦阿兹在被派往也门任总督时,穆圣问他如何治理也门,他回答说:“依据《古兰经》。”使者问道:“如果你在其中找不到启示呢?”回答是:“我就依照圣行。”“如果在圣行之中你仍找不到答案呢?”他回答道:“那我将依我的判断采取行动。”使者挥手道:“赞美主,他引导了他所喜爱的使者的使者了。”(《达乌德圣训实录》23:11)。而首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告诉众人:“众人啊!今天我被委以哈里发的重任,这并不意味着我优越于你们。如果我服从真主(的法律),你们就服从我;如果我违背真主(的法律),你们就没有服从我的义务。”
伊斯兰无论是在法律的建设方面还是在道德的建设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告诉我们只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为人民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环境。

伊斯兰教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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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是在古阿拉伯部落习惯和倭马亚王朝(661-750)行政惯例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以宗教教义为基础集诸法于一体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的统称。它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必须遵守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具有宗教、道德、法律三方面的意义。伊斯兰教法也称“穆斯林法”,在中国也称“回教法”。穆斯林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在伊斯兰教法中几乎都有相应的规定,如宗教义务、商事契约、遗产继承、婚姻家庭、刑事伤害、宗教公产(瓦克夫)、圣战、可食之物、宰牲、善待奴隶、证据、证人资格、审判程序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至公元1258年阿巴斯王朝灭亡,正是伊斯兰教法形成系统的时期。
一、教法的形成:教法的形成经过以下四个时期:
1、穆罕默德时期:穆罕默德在世时的法律是以穆罕默德所受的启示为主,人们有法律上的问题就去问他,穆罕默德的回答就是真主的回答,就是法律。教法是以穆罕默德接受真主的启示为主;
2、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哈里发,意为“继承人”,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相继由他的四位亲友执掌国家权力,教法的基础是《古兰经》,又有所发展。例如,当时对于通奸者规定处以乱石击毙(《古兰经》里规定是抽100鞭,见24章2节)。在哈里发时期,哈里发们不可能性象穆罕默德那样接受和传达真主的启示,哈里发的司法活动主要是在民事、刑事领域解释、扩展和补充《古兰经》律例,而立法活动只限于颁布国家政令和法规。
3、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由于帝国幅员进一步扩大,法律制度逐渐由国家分权管理(而不是象早期的国家首长就是大法官员),行政上出现了卡迪制度,卡迪意为“教法执行官”,原为军队里一种负责主持礼拜仪式、指导宗教生活、排解士兵纠纷的军官。卡迪是由国家任命,分配到各地执行地方长官的职责。
4、阿巴斯王朝时期(中国称之为黑衣大食,750-1258年):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国家的执能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法学思想的不断发展,教法学派也出现了各种分支,各地的教法学家们皆可自由地提出律例、解释法理,呈现出诸派峰起、百家争鸣的气象。最后形成有代表性的四大学派,他们是:马立克学派(也称圣训派)、哈乃斐学派(中国穆斯林大多崇尚这一学派)、沙斐仪学派(对我国新疆有较大影响)、罕百勒学派。
二、中世纪伊斯兰教法举例
1、婚姻
(1)有效婚姻:丈夫在婚前或婚后要赠与妻子一定的聘礼,并赡养妻子和子女;妻子有义务听从和服侍丈夫,有权支配夫妻共有财产和私产;夫妻双方有权互相继承遗产;婚姻家庭生活受法律保护。
(2)无效婚姻:指违反教法规定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夫妻双方已够成事实婚姻的,必须离婚。如下七种情况被视为无效婚姻:①近亲通婚;②与妻子的亲属通婚;③同一乳母收养的子女通婚;④与婚前有过性生活者通婚;⑤以非法方式复婚(违反“待婚期”的规定);⑥纳妻超过四房;⑦穆斯林女子与非穆斯林男子通婚。
(3)反常婚姻:指不合常规的,但在完善法律手续、克服婚姻障碍后,仍可视为合法婚姻。如证婚人不在场的婚姻视为反常婚姻,但证婚人补救之后就可成为正常婚姻。
(4)离婚:①、可挽回的休妻:丈夫在妻子的“洁净期”(非月经期)宣布一次“休妻”,之后如连续了三个月与妻子分居,即为离婚。分居的三个月称为“待婚期”,这期间丈夫回心转意与妻子复归于好,也可以复婚。②、无可挽回的休妻:丈夫在妻子的“洁净期”宣布一次“休妻”,然后又连续在两个月内宣布两次“休妻”,即为离婚。丈夫欲想同妻子复婚,需要待妻子改嫁他人并再合法离婚后,才有可能复婚。③、标新立异离婚:丈夫在一次连说三声“休妻”,妻子便被休了,即算离婚。
2、遗产继承:遗嘱继承、法定继承
3、瓦克夫法(宗教公产法):瓦克夫:意为“保留”、“扣留”,中国称为“义地”、“义产”。瓦克夫是指明确宣布用于宗教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土地、财产,如把一块土地的收益供清真寺、医院、学校使用,称为公益瓦克夫。另一种是宣布把部分土地、财产首先驱留归自己的子孙后代享用,直到没有受益人时再用以赈济贫民,称为家庭瓦克夫或私人瓦克夫。
4、刑事法规:
(1)通奸罪:(告发者必须有四名见证人,否则为诬陷通奸罪。)对于已婚者,判处100鞭刑,并处以石块击毙。对于未婚者,判处100鞭刑,并流放一年。
(2)诬陷通奸罪:处80鞭刑,永不能再举证。
(3)酗酒罪:80鞭刑。
(4)偷盗罪:初犯断右手,重犯削左足,再犯则监禁。
(5)抢劫罪:断右手,削左足。杀人越货者处斩首或绞刑。
(6)叛教罪:根据轻重,判决鞭笞、监禁或处死。此外,还有正当防卫的原则、赔偿金钱的原则等都有详细的刑法规定,这里从略。
5、商事交易法早在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就以经商于世为有名,伊斯兰教的商事法规是人类文明较早的有详细记载的商业法。它包括:物物交易、商业买卖、借贷、信托、抵押、租赁、雇佣、契约等内容。其强调公平买卖、正当取利、实现约言、信守合同;反对见利忘义、弄虚作假、高利盘剥、欺行霸市、囤积财富。并对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分配权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三、近现代伊斯兰教法的改革
前一部分介绍的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法,它是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形态相适合的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各国统治者的实际利益,伊斯兰教法已得到部分改变。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婚姻家庭法的修改集中体现在保障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限制丈夫休妻特权,使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和突尼斯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其它国家也规定了丈夫娶二房妻子必须上报法院批准,并且必须是以下五种情况之一:
①妻子不育;②妻子有不治之症;③妻子判刑两年以上;④妻子无故离开丈夫一年以上;⑤丈夫因社交需要再婚者。例如,突尼斯1958年《私人身份法》中规定,亡人之妻可以作为遗偶和主要继承人。索马里1975年的《家庭法》明文规定,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例如,1959年巴基斯坦《土地改革条例》中规定,国内所有农用土地,包括以瓦克夫方式留置的土地,一律由国家统一要配。在土耳其,已实行了政教分离。
伊斯兰教义
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仰基本为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个基本信条。这五个信条是:
第一,信阿拉。相信阿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的主宰,是全能全知、大仁大慈、无形象、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不生育也不被生、无始无终、永生自存、独一无二的。
第二,信天使,相信天使是阿拉用光创造的一种妙体,人眼无法看见。天使只受阿拉的驱使,只接受阿拉的命令。它们各司其职,但並无神性,只可承信它们的存在,不能膜拜。天使数目很多,最著名的为四大天使,其中尤以吉卜利勒地位最高。
第三,信经典。相信《古兰经》是阿拉的语言,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
第四,信先知。相信自人祖阿丹以来,阿拉曾派遣过許多传布阿拉之道的使者和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最伟大的先知。
第五,信后世。相信人都要经历今生和后世,终有一天,世界一切生命都会停止,进行总清算,即世界末日的来临。届时所有的人都将复活,接受阿拉的裁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下火狱。
除了这五条主要信条外,各个教派又有自己的特殊信条,最主要的是五功。
五功是穆斯林的五项宗教功课,是每个教徒都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宗教义务,亦称五大天命。
五功具体为以下五者:
一为念功,就是要念诵清真言,这是穆斯林对自己信仰的表白。阿拉伯语称为舍哈德(意为作证),其內容是用阿拉伯语念诵:「我作证:除阿拉外,再沒有神,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只要接受这一证言,并当众背诵,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穆斯林。
二为礼功,即作礼拜。一般认为这是接近真主的门路和阶梯。穆斯林教徒要履行每日五次的时礼,每周一次的聚礼,宗教节日的会礼。每日五次的时礼,第一次称晨礼,在拂晓举行;第二次称晌礼,在中午1时至3时举行;第三次称晡礼,在下午4时至日落前举行;第四次称昏礼,在日落后或太阳的白光消逝前举行;第五次称宵礼,在入夜至拂晓前进行。聚礼又称主麻日礼拜,是集体的公共祈祷,一般在星期五举行。会礼则在每年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举行。礼拜的前提条件是身体清洁,礼拜前必须按规定作大净或小净。
三为斋功,即斋戒。伊斯兰教历的九月为斋月,在斋月期間,教徒要斋戒一月,每天从日出前到日落要止饮禁食,以清心寡欲,专事真主。
四为课功,又称天谭制度。穆斯林个人财产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应交納一种名为天课的宗教稅。教义认为,穷人是真主的眷属,把资財施舍給穷人,就等于納入真主之库,故名为天课。
五为朝功,就是到麦加朝覲天房—克尔白圣殿。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斯林,只要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旅途平安,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朝覲一次。凡去朝覲过的,即被尊称为哈吉。除麦加外,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2009年1月14日星期三

泥盆纪

泥盆纪(Devonian period)(鱼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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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盆纪(Devounian,符号D)是地质年代中的一个纪,开始于同位素年龄416±2.8百万年(Ma),结束于359.2±2.5Ma。
  泥盆纪 (Devonian):泥盆纪时期是指三亿六千万年至四亿六百万年前,也就是古生代中叶的这段期间。可另分为三个时期-前泥盆纪时期(四亿零六百万至三亿八千七百万年前)、中泥盆纪时期(三亿八千七百万387至三亿七千四百万年前)、以及後泥盆纪时期(三亿七千四百万至三亿六千万年前)。
  地质年代名称,古生代的第四个纪,约开始于4.1亿年前,结束于3.5亿年前,持续约5000万年。“泥盆纪分为早、中、晚3个世,地层相应地分为下、中、上3个统。泥盆纪古地理面貌较早古生代有了巨大的改变。表现为陆地面积的扩大,陆相地层的发育,生物界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陆生植物、鱼形动物空前发展,两栖动物开始出现,无脊椎动物的成分也显著改变。
  早期裸蕨繁茂,中期以后,蕨类和原始裸子植物出现。无脊椎动物除珊瑚、腕足类和层孔虫(Stromatoporoidea,腔肠动物门,水螅虫纲的一个目)等继续繁盛外,还出现了原始的菊石(Ammonites,属软体动物门,头足纲的一个亚纲)和昆虫。脊椎动物中鱼类(包括甲胄鱼、盾皮鱼、总鳍鱼等)空前发展,故泥盆纪又有“鱼类时代”之称。晚期甲胄鱼趋于绝灭,原始两栖类(迷齿类(Labyrinthodontia)(亦称坚头类)开始出现。

志留纪

  志留纪(Silurianperiod)(笔石的时代,陆生植物和有颌类出现)是早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古生代第三个纪。本纪始于距今4.38亿年,延续了2500万年。由于志留系在波罗的海 哥德兰岛上发育较好,因此曾一度被称为哥德兰系。志留纪可分早、中、晚三个世。

  志留系三分性质比较显著。一般说来,早志留世到处形成海侵,中志留世海侵达到顶峰,晚志留世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海退和陆地上升,表现了一个巨大的海侵旋回。志留纪晚期,地壳运动强烈,古大西洋闭合,一些板块间发生碰撞,导致一些地槽褶皱升起,古地理面貌巨变,大陆面积显著扩大,生物界也发生了巨大的演变,这一切都标志着地壳历史发展到了转折时期。
  志留纪生物志留纪的生物面貌与奥陶纪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海生无脊椎动物在志留纪时仍占重要地位,但各门类的种属更替和内部组分都有所变化。如笔石动物保留了双笔石类,新兴的单笔石类也很繁盛;腕足动物内部的构造变得比较复杂,如五房贝目、石燕贝目、小嘴贝目得到了发展;软体动物中头足纲、鹦鹉螺类显著减少,而双壳纲、腹足纲则逐步发展;三叶虫开始衰退,但蛛形目和介形目大量发展;节肢动物中的板足鲎,也称“海蝎”在晚志留世海洋中广泛分布;珊瑚纲进一步繁盛;棘皮动物中海林檎类大减,海百合类在志留纪大量出现。
  脊椎动物中,无颌类进一步发展,有颌的盾皮鱼类和棘鱼类出现,这在脊椎动物的演化上是一重大事件,鱼类开始征服水域,为泥盆纪鱼类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植物方面除了海生藻类仍然繁盛以外,晚志留世末期,陆生植物中的裸蕨植物首次出现,植物终于从水中开始向陆地发展,这是生物演化的又一重大事件。
  植物登陆成功和有颌类的出现是发生在志留纪的最重要的生物演化事件。由于剧烈的造山运动,地球表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海洋面积减小,大陆面积扩大。作为陆生高等植物的先驱,低等维管束植物开始出现并逐渐占领陆地,其中,裸蕨类和志留纪生物化石石松类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陆生植物。在奥陶纪出现的脊椎动物无颌鱼类进一步发展,得到大量繁荣;在志留纪中期,更先进的有颌鱼类开始出现,为随后鱼类等高等脊椎动物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志留纪时,海洋无脊椎动物发生了重要的更新,繁盛一时的三叶虫逐渐衰退,板足鲎类开始兴起,是当时海洋节肢动物中个体最大的种类。伴随着陆生植物的发展,志留纪晚期还出现了最早的昆虫和蛛形类节肢动物。
  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植物开始登上陆地,在海中也出现了有颌骨的鱼类--棘鱼类,棘鱼类并演化出了鳃盖骨,海中有成群的珊瑚聚集生活,最后形成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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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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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陶纪(Ordovician Period,Ordovician),地质年代名称,(原始的脊椎动物出现)是古生代的第二个纪,开始于距今5亿年,延续了6500万年。
  奥陶纪(Ordovician,符号O)是地质年代中的一个纪,开始于同位素年龄488.3±1.7百万年(Ma),结束于443.7±1.5Ma。
  奥陶纪(Ordovician)是地质学上,古生代中五亿五百万到四亿三千八百万年前这段时间,可分为三个时期-奥陶纪早期 (五亿五百万到四亿七千八百万年前),奥陶纪中期 (四亿七千八百万到四亿五千三百万年前) 和奥陶纪晚期 (四亿五千三百万到四亿三千八百万年前)。
  奥陶纪亦分早、中、晚三个世。奥陶纪是地史上海侵最广泛的时期之一。在板块内部的地台区,海水广布,表现为滨海浅海相碳酸盐岩的普遍发育,在板块边缘的活动地槽区,为较深水环境,形成厚度很大的浅海、深海碎屑沉积和火山喷发沉积。奥陶纪末期曾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冰期,其分布范围包括非洲,特别是北非、南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以及欧洲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等地。

  奥陶纪时期的海洋生物是现代动物的最早祖先。珊瑚和叫做星状动物的古老海星生长在洋底。海底的带壳动物包括与现代牡蛎有关的软体动物、看起来与软体动物相似的腕足动物和外壳卷曲的腹足动物。头足类——现生鱿鱼的堂兄弟——快速游过海底搜寻猎物。但最大的新出现的动物是像萨卡班巴鱼这样的无颌类。
  无颌类,例如发观于南美的萨卡班巴鱼,是地球上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这一对期仍然没有任何动物种类生活在陆地上。
  ·鱼类
  最早的鱼类是无颌类。它们没有上下颌,嘴很宽,头的边缘长着奇怪的骨板。也许这些骨板是发电器官,用来感觉距离或电击捕食动物。无颌类的摄食方法是将含有微小动物和沉积物的水吸入口中。它们可能是尾巴向上在海底游泳。
  ·三叶虫
  奥陶纪海洋里生活着500多种三叶虫。这虽然没有寒武纪时期的种类多,但其数量仍是巨大的。这是今天三叶虫化石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
  三叶虫化石很容易找到,这不仅因为它们数量大,而且因为它们定期脱去外壳。随着动物的生长,外壳落入古海底,常常被掩埋,变成化石。从俄罗斯到摩洛哥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海相岩石中已发现了几千种不同的三叶虫。有的长着长刺来抵御捕食动物,有的将眼睛长在长柄上,这样当它们埋在泥沙里的时候仍能看见外面。 三叶虫能够在海底游泳或爬行。但它们防御捕食动物的方法可能像今天的犰狳一样,将带壳的身体蜷缩成球状。我们知道三叶虫被其他海洋生物捕食,因为我们经常发现三叶虫化石上有被咬的痕迹。有颌鱼类的兴起可能促使许多三叶虫绝灭。但有些三叶虫一直生存到2.51亿年前的最大绝灭性灾难发生的时候。
  ·笔石
  笔石是奥陶纪最奇特的海洋动物类群,它们自早奥陶世开始即已兴盛繁育,分布广泛。笔石是一类微小的蠕虫状生物,它们像今天的珊瑚虫一样群体生活。整个笔石群体仅有5厘米长,它们漂流在海面上,吃浮游生物,和今天鲸类所吃的大量微小海洋生物是一样的。笔石对于科学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是逐渐变化的。科学家能够根据共同发现的笔石的种类判定其他海洋生物化石的年龄。
  ·牙形石
  牙形石是什么?科学家在近14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牙形石化石很小,只能在显微镜下研究。它们大多数形状像细长的圆锥,一些看起来像带尖的耙子或梳子,另一些像锯齿状的小棒或凹凸不平的刀刃,甚至还有的像树叶。它们是微小动物的壳还是稍大一些动物的牙齿?科学家还提出它们可能是鱼、蠕虫、或长有触手的动物的一部分。1995年,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产自苏格兰和南非的化石表明牙形石来自没有骨骼和上下颌的鱼形动物。这种动物体长可达5厘米,看起来像长着凸出的大眼睛和一条尾鳍的小鳗鱼。每一个体头的底部都有许多种牙形石,用来挖或咬。
  ·腕足动物
  腕足动物在这一时期奥演化迅速,大部分的类群均已出现,无铰类、几丁质壳的腕足类逐渐衰退,钙质壳的有铰类则盛极一时。腕足类乍看起来很像双壳类,但和它并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壳的大小和曲线都不相同。腕足类的铰合部喙,以肉柄固着。腕足类现在比较稀少,但在5亿年至4.5亿年前,它们远比双壳类常见。
  ·鹦鹉螺
  鹦鹉螺进入繁盛时期,它们身体巨大,是当时海洋中凶猛的肉食性动物;由于大量食肉类鹦鹉螺类的出现,为了防御,三叶虫在胸、尾部长出许多针刺,以避免食肉动物的袭击或吞食。
  ·珊瑚
  珊瑚自中奥陶世开始大量出现,复体的珊瑚虽说还较原始,但已能够形成小型的礁体。由于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大发展,在前寒武纪时非常繁盛的叠层石在奥陶纪时急剧衰落。
  ·苔藓虫
  苔藓虫出现于奥陶纪早期,演化快,属种多。有枝状的尼可逊苔藓虫(NICHOLSONELLA)、攀苔藓虫(BATOSTOMA):围块状的古神苔藓虫(DIANULITES),薄层状的变隐苔藓虫 (TREPOCRYPTOPORA)。双壳类
  双壳类
  像现生蛤蜊一样的带壳动物,身体分成相同的两半。
  无额类
  最早的鱼类是无颌类。它们没有上下颌,嘴很宽,头的边缘长着奇怪的骨板。也许这些骨板是发电器官,用来感觉距离或电击捕食动物。无颌类的摄食方法是将含有微小动物和沉积物的水吸入口中。它们可能是尾巴向上在海底游泳。
  ·其他
  在奥陶纪晚期,约4.8亿年前,首次出现了可靠的陆生脊椎动物——淡水无颚鱼;淡水植物据推测可能在奥陶纪也已经出现。

第四纪

第四纪(距今约16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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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创造了人类
  英文:Quaternary Period
  地球历史的最新阶段,新生代最后一个纪 。关于其下限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较多的有1.8Ma和2.6Ma 。虽然国际地层委员会推荐的第四纪的下界年龄为1.80Ma,但是由于2.6(开始为2.48 )Ma是黄土开始沉积的年龄,因而我国地质学家,尤其是第四纪地质学家基本都采用后者。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第四系。第四系一名是法国学者J.德努瓦耶于1829年提出的(见新生代)。
  从第四纪开始,全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冰期和间冰期交替的模式。第四纪生物界的面貌已很接近于现代。哺乳动物的进化在此阶段最为明显,而人类的出现与进化则更是第四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哺乳动物在第四纪期间的进化主要表现在属种而不是大的类别更新上。第四纪前一阶段——更新世早期哺乳类仍以偶蹄类、长鼻类与新食肉类等的繁盛、发展为特征,与第三纪的区别在于出现了真象、真马、真牛。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的一些类别和不少属种相继衰亡或灭绝。到了第四纪的后一阶段——全新世,哺乳动物的面貌已和现代基本一致。
  大量的化石资料证明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古猿与最早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使人类根本区别于其它一切动物,劳动创造了人类。另一个主要特点是人能直立行走。从古猿开始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时间,一般认为至少在1000?万年以前。
  第四纪的海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小型有孔虫、六射珊瑚等占主要地位。陆生无脊椎动物仍以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为主。其它脊椎动物中真骨鱼类和鸟类继续繁盛,两栖类和爬行类变化不大。
  高等陆生植物的面貌在第四纪中期以后已与现代基本一致。由于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变化,逐渐形成今天的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植物群。微体和超微的浮游钙藻对海相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仍十分重要。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相应地层称更新统和全新统。第四纪下限的确定,意见分歧较大。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确定,以真马、真牛、真象的出现作为划分更新世的标志。陆相地层以意大利北部维拉弗朗层,海相以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层的底界作为更新世的开始。中国以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泥河湾层作为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其后,应用钾氢法测定了法国和非洲相当于维拉弗朗层的地层底界年龄约为180万年。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为距今180万年。1977年国际第四纪会议建议,以意大利的弗利卡剖面作为上新世与更新世的分界,其地质年龄约为170万年。对中国黄土的研究表明,约248万年前黄土开始沉积,反映了气候和地质环境的明显变化,认为第四纪约开始于 248万年前。还有学者认为,第四纪下限应定为330~350万年前。

生物进化

  第四纪生物与第三纪相比,在分布和组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哺乳动物与上新世相比有很大进化,如欧洲及邻近的亚洲部分现生的119个种中只有6个在上新世生存过。植物界的进化比较缓慢,西北欧的植物约80%在第四纪开始时即已存在。第四纪冰期时,大陆冰盖向南扩展,动植物也随之向南迁移。间冰期期间动植物向北迁移。冰期和间冰期植被带的移动范围最大可达纬度30°,在地层剖面中可明显地看到喜冷和喜暖动植物群的交替现象。第四纪后期,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发生过大规模绝灭。在北美,大型哺乳动物的属有70%绝灭,欧洲和非洲比例小得多。这一大规模绝灭发生于距今 15000~9000年。发生大规模绝灭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狩猎活动,其次是自然环境的变迁。第四纪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动物群。欧洲早更新世具代表性的是维拉弗朗动物群,出现了真马、真牛、真象;中更新世以克罗默尔动物群为代表;晚更新世时出现了许多极地动物。北美早更新世有布朗克动物群,中更新世有伊尔文顿动物群,晚更新世有兰错伯累动物群 。 中国北方则有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中更新世周口店动物群,晚更新世萨拉乌苏动物群。


人类出世

  第四纪是人类出世并迅速发展时代,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早期猿人阶段(2百万年-1百75万年前):能人(Homo habilis)在东非坦桑尼亚出现,这可能是早期的直立猿人(Homo erectus);
  晚期猿人阶段(1百万年前):直立猿人(homo erectus)从非洲扩散到中国、爪哇,最著名的代表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早期智人阶段(5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在非洲出现并迁移到欧洲。
  晚期智人(新人)阶段(25万年-3万5千年前):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非洲南部出现,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中东地区,到3万5千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达欧洲-克罗麦昂人(Cro-Magnon);
  在更新世晚期,大约3万-2万年前,现代人类通过白令陆桥进入北美洲并向南迁移。进入全新世后,现代人的分布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并且成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科动物(hominids)。
  2004年出版的国际地层表已取消了第四纪作为“纪”一级地质年代的地位,但是在国际第四纪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又予以恢复。

二叠纪

  二叠纪(Permian period)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重要的成煤期。二叠纪分为早二叠世, 中二叠世和晚二叠世。二叠纪开始于距今约2.9亿年,延至2.5亿年,共经历了4500万年。二叠纪的地壳运动比较活跃,古板块间的相对运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槽封闭并陆续地形成褶皱山系,古板块间逐渐拼接形成联合古大陆(泛大陆)。陆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海洋范围的缩小,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生物界的重要演化,预示着生物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二叠纪是生物界的重要演化时期。海生无脊椎动物中主要门类仍是筳类、珊瑚、腕足类和菊石,但组成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节肢动物的三叶虫只剩下少数代表,腹足类和双壳类有了新的发展。二叠纪末,四射珊瑚、横板珊瑚、筳类、三叶虫全都绝灭;腕足类大大减少,仅存少数类别。
  脊椎动物在二叠纪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鱼类中的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等有了新发展,软骨鱼类中出现了许多新类型,软骨硬鳞鱼类迅速发展。两栖类进一步繁盛。爬行动物中的杯龙类在二叠纪有了新发展;中龙类游泳于河流或湖泊中,以巴西和南非的中龙为代表;盘龙类见于石炭纪晚期和二叠纪早期;兽孔类则是二叠纪中、晚期和三叠纪的似哺乳爬行动物,世界各地皆有发现。
  早二叠世的植物界面貌与晚二叠世相似,仍以节蕨、石松、真蕨、种子蕨类为主。晚二叠世出现了银杏、苏铁、本内苏铁、松柏类等裸子植物,开始呈现中生代的面貌。
  二叠纪——生物圈重大变革时期
  二叠纪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是地球生物圈发生重大变革、更替的时期。在二叠纪晚期,全球发生了地质历史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集群灭绝事件。繁盛于古生代早期的三叶虫、四射珊瑚、横板珊瑚、蜓类有孔虫以及海百合等全部绝灭,腕足动物、菊石、棘皮动物、苔藓虫等也遭受严重的打击。二叠纪晚期的生物灭绝事件造成了地史中最严重的生物危机,研究表明:陆生生物大约70%的科未能摆脱灭绝的命运;海洋中则至少有90%以上的物种在这一时期消失,导致古生代海洋中由海百合——腕足动物——苔藓虫组成的表生、固着生物群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为中生代由现代软体动物——甲壳动物——硬骨鱼构成的内生、移动生物群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次灭绝事件对鱼类的影响相对较小,软骨鱼中的肋刺鲨类此时继续发展,旋齿鲨和异齿鲨都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二叠纪时两栖动物大量繁荣,常见的有迷齿类的蝾螈;爬行动物继续发展,代表分子有中龙等;哺乳动物的先驱——温血爬行动物兽孔类开始发展。植物的面貌在二叠纪晚期也发生重要变革,出现了繁荣于中生代的裸子植物如松柏类和银杏类。我国二叠纪植物群以大羽羊齿植物群为特征,称为“华夏植物群”。二叠纪的植物景观特点说明古生代的植物已趋衰退,逐渐过渡为另具一格的中生代植物。早二叠世的植物界面貌与晚二叠世相似,仍以节蕨、石松、真蕨、种子蕨类为主。晚二叠世出现了银杏、苏铁、本内苏铁、松柏类等裸子植物,开始呈现中生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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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纪

  石炭纪(Carboniferous)
  石炭纪约处于地质年代两亿八千六百万至三亿六千万年前,它可以区分为两个时期:始石炭纪(三亿两千至三亿六千万前)、和后石炭纪(两亿八千六百至三亿两千万年前)。
  石炭纪(Carboniferous period)——植物世界的繁盛(两栖动物的时代)
  【简介】
  石炭纪(Carboniferous period)是古生代的第5个纪,开始于距今约3.55亿年至2.95亿年,延续了6500万年。石炭纪时陆地面积不断增加,陆生生物空前发展。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布。大陆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给煤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石炭纪又是地壳运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因而古地理的面貌有着极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气候分异现象又十分明显,北方古大陆为温暖潮湿的聚煤区,冈瓦纳大陆却为寒冷的大陆冰川沉积环境。气候分带导致了动、植物地理分区的形成。
  【来源】
  石炭纪是植物世界大繁盛的代表时期。石炭纪开始于距今3.5亿年,延续了约6500万年。由于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中含有丰富的煤炭,因而得名“石炭纪”。据统计,属于这一时期的煤炭储量约占全世界总储量的50%以上。
  【动物演化】
  石炭纪陆生生物飞跃发展,海生无脊椎动物也有所更新。
  与泥盆纪相比,蜓类是石炭纪海生无脊椎动物中最重要的类群,而腕足动物尽管在类群上减少,但数量多,依旧占相当重要地位,头足类则以菊石迅速发展为主。
  在石炭纪晚期,脊椎动物演化史出现一次飞跃,从此摆脱了对水的依赖,以适应更加广阔的生态领域,以北美宾夕法尼亚早期地层中的林蜥为代表。生活在陆上的昆虫,如蟑螂类和蜻蜓类,是石炭纪突然崛起的一类陆生动物,它们的出现与当时茂盛的森林密切相关,其中有些蜻蜓个体巨大,两翅张开大者可达70cm。
  石炭纪的海生无脊椎动物与泥盆纪比较起来,有了显著的变化。浅海底栖动物中仍以珊瑚、腕足类为主。早石炭世晚期的浮游和游泳的动物中,出现了新兴的筳类,菊石类仍然繁盛,三叶虫到石炭纪已经大部分绝灭,只剩下几个属种。
  最早发现于泥盆纪的昆虫类,在石炭纪得到进一步的繁盛,已知石炭、二叠纪的昆虫就达1300种以上。陆生脊椎动物进一步繁盛,两栖动物占到了统治地位。早石炭世一开始,两栖动物蓬勃发展,主要出现了坚头类(也称迷齿类),同时繁盛的还有壳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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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纪生物大灭绝

  三亿年前,有一场闪电,引发了全球性的大火灾,巨型昆虫全部灭绝,两栖动物也大量灭绝,很高的蕨类植物死亡。事后,大气含氧量降低,气候干燥,只有爬行动物进化了。到了二叠纪,成了爬行动物时代。

白垩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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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垩纪(Cretaceous)缩写记为K,是德文的白垩纪(Kreidezeit)缩写。“白垩纪”一词由法国地质学家达洛瓦(Jean Baptiste Julien d′Omalius d′Halloy)于1822年创用。位于侏罗纪和古近纪之间,约1亿4550万年(误差值为400万年)前至6550万年前(误差值为30万年)。白垩纪是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长达8000万年,是显生宙的最长一个阶段。发生在白垩纪末的灭绝事件,是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分界。
  白垩纪的气候相当暖和,海平面的变化大。陆地生存者恐龙,海洋生存者海生爬行动物、菊石、以及厚壳蛤。新的哺乳类、鸟类出现,开花植物也首次出现。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是地质年代中最严重的大规模灭绝事件之一,包含恐龙在内的大部分物种灭亡。
  白垩纪时期的大气层氧气含量是现今的150%,二氧化碳含量是工业时代前的6倍,气温则是高于今日约摄氏4°。
  白垩纪因其地层富含白垩(chalk)而得名。白垩是石灰岩的一种类型,主要由方解石组成,颗粒均匀细小,用手可以搓碎白垩纪形成的地层叫白垩系。白垩层是一种极细而纯的粉状灰岩,是生物成因的海洋沉积,主要由一种叫做颗石藻(Coccoliths)的钙质超微化石和浮游有孔虫化石构成,在英、法海峡两岸形成美丽的白色悬崖。白垩层不仅发育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西部也有分布。
  在这一时期,大陆之间被海洋分开,地球变得温暖、干旱。开花植物出现了,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恐龙种类也开始出现,包括像食肉牛龙这样的大型肉食性恐龙,像戟龙这样的甲龙类成员以及像赖氏龙这样的植食性鸭嘴龙类。恐龙仍然统治着陆地,像飞机一样的翼龙类,例如披羽蛇翼龙在天空中滑翔,巨大的海生爬行动物,例如海王龙统治着浅海。但最早的蛇类、蛾、和蜜蜂以及许多新的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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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垩系的划分以欧洲海相地层为依据,最初以菊石为标准分6~7个阶(期),后来将某些亚阶升级,增加到现在的12个阶(期),但仍有人习惯于把下白垩统下部的4个阶合称为尼欧可木阶(或译纽康姆阶)。上白垩统中部的康尼亚克、桑顿和坎潘 3个阶合称为森诺阶。在这12个阶中可划分出53个菊石带,近年来又以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做为白垩系分阶、分带以及洲际对比的重要依据。
  关于白垩系的分统有2种意见
  ①从阿尔布阶与赛诺曼阶之间划分上、下白垩纪
  上白垩纪
  麦斯特里希特阶(Maastrichtian): 70.6 ± 0.6 – 65.8 ± 0.3 百万年
  坎帕阶(Campanian): 83.5 ± 0.7 – 70.6 ± 0.6 百万年
  桑托阶(Santonian): 85.8 ± 0.7 – 83.5 ± 0.7 百万年
  科尼亚克阶(Coniacian): 89.3 ± 1.0 – 85.8 ± 0.7 百万年
  土仑阶(Turonian): 93.5 ± 0.8 – 89.3 ± 1.0 百万年
  森诺曼阶(Cenomanian): 99.6 ± 0.9 – 93.5 ± 0.8 百万年
  下白垩纪
  阿尔布阶(Albian): 112.0 ± 1.0 – 99.6 ± 0.9 百万年
  阿普第阶(Aptian): 125.0 ± 1.0 – 112.0 ± 1.0 百万年
  巴列姆阶(Barremian): 130.0 ± 1.5 – 125.0 ± 1.0 百万年
  豪特里维阶(Hauterivian): 136.4 ± 2.0 – 130.0 ± 1.5 百万年
  凡蓝今阶(Valanginian): 140.2 ± 3.0 – 136.4 ± 2.0 百万年
  贝里亚阶(Berriasian): 145.5 ± 4.0 – 140.2 ± 3.0 百万年
  ②主张三分,划出一个中统,至于中统的顶底界如何确定,尚有不同意见。

三叠纪

  三叠纪(Triassic period)是爬行动物和裸子植物的崛起)是中生代的第一个纪。它位于二叠纪(Permian)和侏罗纪(Jurassic)之间。
  始于距今2.5亿年至2.03亿年,延续了约4500万年。海西运动以后,许多地槽转化为山系,陆地面积扩大,地台区产生了一些内陆盆地。这种新的古地理条件导致沉积相及生物界的变化。从三叠纪起,陆相沉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都有大量分布。古气候方面,三叠纪初期继承了二叠纪末期干旱的特点;到中、晚期之后,气候向湿热过渡,由此出现了红色岩层含煤沉积、旱生性植物向湿热性植物发展的现象。植物地理区也同时发生了分异。


  日本首先将希腊文“Trias”译为三叠纪,我国地质界沿用了这一名称。此期形成的地层称为三叠系,代表符号为“T”。三叠纪分为早、中、晚三个世。
  生物变革方面,陆生爬行动物比二叠纪有了明显的发展。古老类型的代表(如无孔亚纲和下孔亚纲)基本绝灭,新类型大量出现,并有一部分转移到海中生活。原始哺乳动物在三叠纪末期也出现了。由于陆地面积的扩大,淡水无脊椎动物发展很快,海生无脊椎动物的面貌也为之一新。菊石、双壳类、有孔虫成为划分与对比地层的重要门类,而筳及四射珊瑚则完全绝灭。
  爬行动物在三叠纪崛起,主要由槽齿类、恐龙类、似哺乳的爬行类组成。典型的早期槽齿类表现出许多原始的特点,且仅限于三叠纪,其总体结构是后来主要的爬行动物以至于鸟类的祖先模式;恐龙类最早出现于晚三叠世,有两个主要类型:较古老的蜥臀类和较进化的鸟臀类。海生爬行类在三叠纪首次出现,由于适应水中生活,其体形呈流线式,四肢也变成桨形的鳍;似哺乳爬行动物亦称兽孔类,四肢向腹面移动,因此更适于陆地行走。
  原始的哺乳动物最早见于晚三叠世,属始兽类,所见到的化石都是牙齿和颌骨的碎片。三叠纪时,晚二叠世幸存的齿菊石类大量繁盛起来,中、晚三叠世的大部分菊石有发达的纹饰,有许多科是三叠纪所特有的。菊石的迅速演化为划分和对比地层创造了极重要的条件。
  双壳类也有明显变化,晚古生代的种类只有很少数继续存在,产生了许多新种类,并且数量相当繁多。尤其在晚三叠世,一些种属的结构类型变得复杂,个体也往往比较大。由于三叠纪的环境与古生代不同,非海相双壳类逐渐繁盛起来。
  裸子植物的苏铁、本内苏铁、尼尔桑、银杏及松柏类自三叠纪起迅速发展起来。其中除本内苏铁目始于三叠纪外,其它各类植物均在晚古生代就开始有了发展,但并不占重要地位。二叠纪的干燥性气候延续到了早、中三叠世,到了中三叠世晚期植物才开始逐渐繁盛。晚三叠世时,裸子植物真正成了大陆植物的主要统治者。
  标志三叠纪的典型的红色沙岩说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干燥,没有任何冰川的迹象。今天一般认为当时在两极没有陆地或覆冰。因为当时地球上只有一个大陆,因此当时的海岸线比今天要短得多,三叠纪时遗留下来的近海沉积比较少,只有在西欧比较丰富。因此三叠纪的分层主要是依靠暗礁地带的生物化石来分的。

  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个纪,是古生代生物群消亡后现代生物群开始形成的过渡时期。海洋无脊椎动物类群发生了重大变化,内生、游泳的软体动物—甲壳动物群落取代表生、固着的腕足动物—海百合群落而成为海洋中的优势群落;六射珊瑚取代四射珊瑚,并迅速发展,遍及全球。与古生代相比,双壳类和菊石类也多属新发展的种类,菊石多具有复杂的纹饰和菊石式缝合线。
  三叠纪时,脊椎动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槽齿类爬行动物出现,并从它发展出最早的恐龙,三叠纪晚期,蜥臀目和鸟臀目都已有不少种类,恐龙已经是种类繁多的一个类群了,在生态系统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三叠纪也被称为“恐龙世代前的黎明”。与此同时,从兽孔类爬行动物中演化出了最早的哺乳动物—似哺乳爬行动物,但是,在随后从侏罗纪到白垩纪长达1亿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这批生不逢时哺乳动物一直生活在以恐龙为主的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直到新生代才成为地球的主宰。
  三叠纪早期植物面貌多为一些耐旱的类型,随着气候由半干热、干热向温湿转变,植物趋向繁茂,低丘缓坡则分布有和现代相似的常绿树,如松、苏铁等,而盛产于古生代的主要植物群几乎全部灭绝。
  由于三叠纪以一次灭绝事件开始,因此其生物开始时分化很厉害。六射珊瑚亚纲是这时候出现的,第一批被子植物和第一种会飞的脊椎动物(翼龙)可能也是这时候出现的。

第三纪

  第三纪Tertiary Period (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被子植物的时代)
  地质年代名称,新生代的最老的一个纪,始于距今6500 万年前,大约延续6300 万年。延至距今180万年。
  第三纪的重要生物类别是被子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类、双壳类、腹足类、有孔虫等,这与中生代的生物界面貌迥异,标志着“现代生物时代”的来临。
  第三纪时被子植物极度繁盛。除松柏类尚占重要地位外,其余的裸子植物均趋衰退。蕨类植物也大大减少且分布多限于温暖地区。第三纪的植物有明显的分区现象,地层中还有许多微体水生藻类化石。
  脊椎动物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爬行动物的衰亡,哺乳类、鸟类和真骨鱼类取而代之,兴起且高度繁盛。第三纪的早期,仍生活着古老、原始的哺乳动物;到了中期,现代哺乳动物的祖先先后出现,逐渐代替了古老、原始的哺乳动物;第三纪晚期,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形成,更是偶蹄类和长鼻类繁盛的时期。尤其马的进化很快。
  中生代末,海生无脊椎动物有明显的兴衰现象。盛极一时的菊石类完全绝灭,箭石类极度衰退,而双壳类、腹足类、有孔虫、六射珊瑚、海胆、苔藓虫等则进一步繁盛。第三纪出现的有孔虫分布广泛、进化迅速,对于海相第三系的划分与对比很有意义。此外,它们的生态分带已应用于确定沉积盆地水深的变化。原生动物中的放射虫在第三纪也十分繁盛,在深海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双壳类在第三纪有很大发展,腹足类在第三纪进入极盛期。
  陆生的无脊椎动物以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为主,可以根据它们不同时期组合面貌的变化,进行陆相第三系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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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新世(6千5百万年前):除恐龙外,一些在白垩纪集群灭绝中幸存下来的爬行动物类群仍继续生活下去,哺乳动物和鸟类保留一定的古老特色,并进一步发展,在哺乳动物中出现早期的马、大象和熊类。植物界中菊科(Compositae)植物开始出现;
  始新世(5千3百万年前):草本(科)植物(grass vegetation)出现并与豆科(Leguminosae)植物、菊科植物一起继续繁荣。古老动物群逐渐被现代动物群的祖先替代,在4千万年前,开始出现草食性动物(grazing)和猴子,部分哺乳动物类群(鲸鱼、海豚)重返海洋生活。有孔虫发展并繁盛;
  渐新世(3千6百万年前):最早的猿类出现,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在地球上广泛分布,如犀类中出现古今陆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巨犀。大量陆地被草原覆盖;
  中新世(2千3百万年前):灵长类在中新世占有重要地位,如森林古猿分布较广,到中新世末,类人猿(hominid apes)与大型猿类分开演化,类人猿辐射演化并达到演化的顶点,出现西瓦古猿(Sivapithecusa)--具有现生猿类和人类特征的类人猿;
  上新世(5百万年前):出现最早的人类--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震旦纪

  震旦纪(距今约8亿年~距今约5.7亿年)
  Sini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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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旦纪为地质年代名称,元古宙晚期的一个纪,属于新元古代的晚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震旦系。

  震旦为中国之古称,作为地层专名,始于德国F.von李希霍芬。1922年A.W.葛利普根据对中国地层的研究重新厘订震旦系的涵义,正式提出震旦系是系一级的地层单位。1924年李四光、赵亚曾在长江三峡地区建立完整的震旦系剖面;后来高振西等在蓟县建立了华北地区的震旦系标准剖面。

  从距今34-18亿年前这漫长的16亿年中(而从地球上有了第一个动物到现在可能不超过10亿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原始无真核细胞在不断地进化。从距今18亿年前开始,地球进入震旦纪,大约又经过了12亿年到6亿年前,有细胞核、细胞器分化的真核生物出现了,从此地球进入了一个生命大发展的阶段。这时期的海洋生物主要是蓝藻、红藻和绿藻,原生动物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到距今6亿年前时,已经有浮游动物、杯海绵和腔肠动物了。
  震旦纪时生物界的演化较前迅速,形成一些有特色的生物群。微古植物群在早震旦世以球藻群为主,并出现了巨囊藻、捷菲鲍里藻等属;宏观藻类以丘阿尔藻、寿县藻和塔乌藻等属为主。至晚震旦世时,微古植物群中的分子形态多样,属种繁多,以刺球藻群中个体较大或一些膜壳具有明显刺状构造的类型最重要。晚震旦世的最大特征是后生动物大量出现和门类多样化。伊迪卡拉动物群即出现于这一时期。该动物群是一个以软躯体后生动物为主体的动物群。中国震旦纪地层中发现的主要为蠕形动物和腔肠动物,尤以蠕形动物分布最广。

元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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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古代(Proterozoic Era,Proterozoic)紧接在太古代之后的一个地质年代。一般指距今24亿年前到5.7亿年前这一段地质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叫元古界,代表符号为“Pt”。"元古代"的意思,就是原始时代。
  元古界的岩石变质程度较浅,并有一部分未变质的沉积岩。主要有板岩、大理岩、千枚岩、白云岩、石灰岩、页岩、砂岩和冰碛层等。由蓝藻等形成的叠层石非常丰富。藻类和菌类开始繁盛,晚期出现了埃迪卡拉动物群。我国的元古代地层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
  元古代早期火山活动仍相当频繁,生物界仍处于缓慢,低水平进化阶段,生物主要是叠层石以及其中分离得到的生物成因有机碳和球状、丝状蓝藻化石,由于这些光合生物的发展,大气圈已有更多的氧气。
  在19亿年前,大陆地壳不断增厚,开始发育有盖层沉积,地球表面始终保持着一种十分有利于生命发展的环境。蓝藻和细菌继续发展,到距今13亿年前,已有最低等的真核生物—绿藻出现。在元古代晚期,盖层沉积继续增厚,火山活动大为减弱,并出现广泛的冰川,从此地球具有明显的分带性气候环境,为生物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自然条件,著名的后生动物群—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动物群就出现这个时期。
  概述
  地质年代的第二个代,约开始于24亿年前,结束于5.7亿年前的"生命大爆炸"。
  这一时期,现在的陆地在那时大部仍然被海洋所占据,地壳运动剧烈,到了晚期,北方劳亚古陆和南方冈瓦纳大陆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出现了若干大片陆地。在我国,许多地区已经露出海面而成为陆地,而西藏的大部分仍然被海水占据。
  元古代晚期在我国被称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时间为大约从距今8亿年以前到元古代结束,震旦是古代印度对我国的称呼。在震旦纪,出现了全球性的大冰期,称为震旦纪大冰期,是地球发展史上的三大冰期之一。冰川最盛时覆盖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地区,有的地方冰层厚达千米。
  元古代
  元古代时期,海水里的生命活动明显地加强了,生物界由原核细胞形式演变为真核细胞形式,但演变的过程和时间还不清楚。这时细菌和蓝藻开始繁盛,后来又出现了红藻、绿藻等真核藻类。藻类在生长过程中粘附海水中的沉积物颗粒形成层纹状结构物,称作叠层石,叠层石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礁,出现于太古代而在元古代达到顶盛。除了藻类生物外,元古代结束前,海洋里出现了一些如海绵等低等无脊椎动物。"元古代"的意思,就是原始时代。
  生物
  藻类和细菌开始繁盛,到晚期无脊椎动物偶有发现。与太古代相比,这一代的岩石变质程度较浅,并有一部分未经变质的沉积岩。
  元古代早期火山活动仍相当频繁,生物界仍处于缓慢,低水平进化阶段,生物主要是叠层石以及其中分离得到的生物成因有机碳和球状、丝状蓝藻化石,由于这些光合生物的发展,大气圈已有更多的氧气。
  在19亿年前,大陆地壳不断增厚,开始发育有盖层沉积,地球表面始终保持着一种十分有利于生命发展的环境。蓝藻和细菌继续发展,到距今13亿年前,已有最低等的真核生物—绿藻出现。在元古代晚期,盖层沉积继续增厚,火山活动大为减弱,并出现广泛的冰川,从此地球具有明显的分带性气候环境,为生物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自然条件,著名的后生动物群—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动物群就出现这个时期。

冥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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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起源于46亿年以前的原始太阳星云。经过微星的集聚、碰撞和挤压使其内部变热,以后则是放射性物质的衰变使地球内部进一步升温,约在距今45-40亿年前,当温度上升到铁的熔点时,大量融化的铁向地心沉降,并以热的方式释放重力能,其能量相当于一千多次百万吨级的核爆炸。大量的热使地球内部广泛融化和发生改变,逐步形成了分层结构,其中心是致密的铁核,熔点低的较轻物质则浮在表面,经冷却形成地壳。
  冥古代,有些科学家称其为地球的天文时期、或地球的前地质时期、或前太古代、或原太古代。从公元前45亿年至公元前38.5亿年期间,为地球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地球历史包括原始地壳、原始陆壳的性质和形成以及原始生命的形式和出现等复杂的问题。这期间,地球上无任何生命,也没有水和土壤,整个地球表面均为裸露的岩石。在这个时代,称为冥古代。
  CrypticEra(直译是神秘时代)——4567.17百万 +/- 0.7百万年前
  冥古代的第一个阶段,存在于距今大约456717万年前(由于同位素测试的精度,这个值有正负70万年的误差)。关于这个时代人类目前几乎一无所知,它的地质证据,如果曾经存在的话,也已经在整个冥古代持续不断的天体轰炸中被摧毁了。地球是在这个阶段成型的,地球的内部开始塌陷(就是密度较大的物质向球心集合,如果地球足够大就会通过这个过程变成一颗恒星)而熔液表面则开始凝固。这一形成过程约长5000万到一亿年。目前已知的地球上最古老的物质产生于这个年代(距今44亿年)。
  BasinGroups(直译是盆地群)——4150百万 - 4567.17百万年前
  冥古代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到距今40亿年前。这个阶段可能因为地球表面的大量盆地得名。目前已知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就形成于这个阶段(39亿6000万年前,发现于加拿大西北部/36亿5000万到37亿年前,发现于格陵兰岛西部)。
  Nectarian——3975百万 - 4000百万年前
  冥古代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只有短短的2500万年,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席卷太阳系内圈的天文轰炸,大量的天体撞击地球,所以在这个阶段,地球上应该还在不断地产生新的盆地。
  Nectarian 期间 运行从3920 百万年前到3850 百万年前。 这是期间的期间在 Nectaris 盆地 由大形成。Ejecta 从Nectaris 形成上部的密集地cratered 地形被发现在月球高地。
  从所有证据消失了, 它被使用了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期间的。疑义相似的事件未发生在地球上因为它比可观地更大和巨型的。
  Swazian Early Imbrian ——3900百万 - 3975百万年前
  当时地表的温度、大气和水体的组分和性质可能还不具备生命产生的条件,因而也不会出现风化侵蚀等地质作用及其产物。那时的地球就象一个巨大的岩浆球,火山爆发频繁,表面覆盖着熔化的岩浆海洋。随着聚合在内部的水气受热上升,在高空冷却成云致雨。这场大雨连续不断地下了足有几百万年,其中夹杂着一次次的闪电,岩石中的氮氢等元素被不断的催化,逐渐的形成了氨基这种低级生命所必须的有机分子。随着不间断的雨水的侵入,地表渐渐地冷却,氨基酸等大分子形成,原始大气圈和海洋随之诞生。这时大气圈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地球也被厚厚的云层封锁着,太阳光几乎穿不透地球橘红色的天空,海洋的温度高于150 摄氏度。在这沸腾的海洋里,孕育生命的各种元素在不断积累,生命的时代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太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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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时代离我们久远,是地质发展史中最古老的时期,延续时间长达15亿年,是地球演化史中具有明确地质记录的最初阶段。由于年代久远,太古代的保存下来的地质纪录非常破碎、零散。但是,太古代又是地球演化的关键时期,地球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命的形成都发生在这一重要而又漫长的时期,大约39亿年前,地球形成最初的永久地壳,至35亿年前大气圈、海水开始形成。
  在太古代的最初期,地球上尚无生命出现。生命元素,如C,H,O,N等在强烈的宇宙射线、雷电轰击下首先形成简单有机分子,后发展为复杂有机分子,再形成准生命的凝聚体,进而由凝聚体进化成原始生命。在距今约33亿年前,形成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沉积岩,大气圈中已含有一定的二氧化碳,并出现了最早的、与生物活动相关的叠层石;到 31亿年前,地球上开始出现比较原始的藻类和细菌。在29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大量蓝绿藻形成叠层石,这表明这一时期地球上已经出现了游离氧以及行光合作用的原核生物。
  经过了天文期以后,地球便正式成为太阳系的成员。大约又经过22亿年,地球发展便进入到地质时期——太古代。这段从46亿年~38亿年的地质时期有哪些特点?
  (1)薄而活动的原始地壳:根据资料分析,原始地壳的部分可能更接近于上地幔。硅铝质和硅镁质尚未进行较完全的分异,因此太古代时期的地壳是很薄的,也没有现在这样坚固复杂。由于地球内部放射性物质衰变反映较为强烈,地壳深处的融熔岩浆,不时从地壳深处,沿断裂涌出,形成岩浆岩和火山喷发。当时到处可见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因此我们现在从太古代地层中,普遍可见火山岩系。
  (2)深浅多变的广阔海洋中散布少数孤岛:当时地球的表面,还是海洋占有绝对优势,陆地面积相对较少,海洋中散布着孤零的海岛,地壳处于十分活跃状态,海洋也因强烈的升降运动,而变得深浅多变。陆地上也有多次岩浆喷发和侵入,使上面局部地区固结硬化,使地壳慢慢向稳定方向发展,因此太古代晚期形成了稳定基底地块——“陆核”。陆核出现,标志地球有了真正的地壳。
  (3)富有CO2,缺少氧气的水体和大气圈:太古代地球表面,虽然已经形成了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但那时的地壳表面,大部分被海水覆盖,由于大量火山喷发,放出大量的CO2,同时又没有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海水和大气中含有大量的CO2,而缺少氧气。大气中的CO2随着降水,又进入到海洋,因此海洋中HCO3-浓度增大。岩浆活动和火山喷发的同时,带来大量的铁质,有可能被具有较强的溶解能力的降水和地表水溶解后带入海洋。含HCO3-高浓度海水同时具有较大的溶解能力和搬运能力,因此可将低价铁源源不断地搬运至深海区,这就是为什么太古代铁矿石占世界总储量60%,矿石质量好,并且在深海中也能富集成矿的原因。
  (4)太古代的地层:太古代的地层,都是一些经过变质的岩石,例如片麻岩、变粒岩、混合岩等深变质的岩石。我国太古代地层只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出产鞍山式铁矿的鞍山、吕梁山、泰山、太行山等地均有太古代地层。
  太古代(Archeozoic Era,Archeozoic)最古的地质时代。一般指距今46亿年前地球形成到25亿年前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蓝藻)普遍出现这段地质时期。“太古代”一词1872年由美国地质学家达纳(J.D.Dana)所创用。当时形成的地层叫“太古界”,代表符号为“Ar”。主要由片麻岩、花岗岩等组成,富含金、银、铁等矿产,构成各大陆地壳的核心。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非洲、南美的东北部、加拿大、芬兰、斯堪的那维亚等地;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山西等地,亦有太古代地层露出。1970~1980年,一批科学家连续报道了在澳大利亚西部诺恩·波尔(NorthPole)地区35亿年前的瓦拉乌纳群(Warrawoonagroup)地层中,发现了一些丝状微化石。这是迄今在太古代地层中发现的、比较可信的最早化石记录。
  太古代是 地质年代中最古的一个代。约开始于46(或50)亿年前,结束于24亿年前。发现的化石仅有晚期出现的菌类和低等的蓝藻。由于经过多次的地壳变动和岩浆活动,所有岩石受到深度的变质,所以化石很难保存下来。在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山西等地都有太古代地层出露。

新生代

 新生代(距今6500万年~,Cenozoic Era)是地球历史上最新的一个地质时代,它从6400万年前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恐龙的灭绝,中生代结束,新生代开始。新生代一般被分为两个纪:古近纪和新近纪和七个世: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更新世和全新世。
  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新生界。新生代以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的高度繁盛为特征,由于生物界逐渐呈现了现代的面貌,故名新生代(即现代生物的时代)。1760年,意大利博物学家G.阿尔杜伊诺在研究意大利北部地质时,把组成山系的地层分为3个系:第一系为结晶岩,第二系为含化石的成层岩石,第三系为半胶结的层状岩石,常含海相贝壳。1829年,法国学者J.德努瓦耶研究巴黎盆地时,把第三系之上的松散沉积层称为第四系。第一系、第二系的名称已废弃不用,第一系大致相当前寒武系,第二系相当于古生代和中生代的地层。新生代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第三纪又可分为早第三纪和晚第三纪,纪可再划分为几个世。

  新生代(Cenozoic Era)约开始于六千七百万年前,延续至今。新生代时地球的面貌逐渐接近现代,植被带分化日趋明显,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和昆虫一起上统治了地球。新生代可划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第三纪又可分为老第三纪和新第三纪。
  第三纪(Tertiary Period)可划分为古新世(Palaeocence Epoch),始新世(Eocene Epoch),渐新世(Oligocene Epoch),中新世(Miocene Epoch)和上新世(pliocene Epoch)。古新世,始新世和渐新世合称老第三纪,老第三纪一直延续到二千五百万年前,那时的植被以森林为主,大地上漫步着一类巨大的食肉鸟类-不飞鸟,海洋中则以巨大的有孔虫为特征。哺乳动物中有很多现在已经灭绝的类群,旧大陆有踝节目,钝脚目,恐角目,裂齿目,肉齿目和奇蹄目的早期种类雷兽,古兽,跑犀和两栖犀等,新大陆有焦兽目,异蹄目和闪兽目等。还有很多现存哺乳动物的祖先类型也可以追溯到这时,如始祖马,始祖象等。新第三纪包括中新世和上新世,当时海洋中大型的有孔虫已经灭绝,六射珊瑚大量发展,形成大型珊瑚礁。陆地上则开始出现大草原,适应以禾草为食的新型食草动物开始繁盛,大地的面貌更加接近现在。新第三纪时的动物种类是历史上最多的,各种犀牛和古象等在这时候达到全盛,森林中还有各种古猿。
  第四纪(Quatrernary Period)可划分为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和全新世(Holocene Epoch),开始于大约二百万或三百万年前,具体时间并未确定,现在也是第四纪。第四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发生大规模的冰期,一件是人类和现代动物的出现。更新世大约就是全球范围出现冰川作用的时期,又有“冰川时代”之称,冰期和间冰期不断交替,对应气候寒冷和温暖时期的交替。没有冰川的地区,则有潮湿和干旱时期的交替,称为“洪积期”和“间洪积期”,更新世又称“洪积世”。亚马孙广袤的热带雨林在干旱时期曾经退缩成岛状。更新世时动植物受到巨大的影响,许多现在的动物地理和植物地理现象皆源于此,而在我国南方动物群则一直比较稳定,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大约一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消退之后,就进入了全新世,或称“冰后期”,又称“冲积世”。全新世开始时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期,对自然的影响日趋扩大,进入工业文明以后,更是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灭绝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重。
  新生代开始时,中生代占统治地位的爬行动物大部分绝灭,繁盛的裸子植物迅速衰退,为哺乳动物大发展和被子植物的极度繁盛所取代。因此,新生代称为哺乳动物时代或被子植物时代。哺乳动物的进一步演化,适应于各种生态环境,分化为许多门类。到第三纪后期出现了最高等动物——原始人类。原始人类起源于亚洲或非洲。

古生代的主要生物

  在早古生代海洋里生活着门类众多的生物。植物界以海藻为主。动物界出现了三叶虫和珊瑚、腕足类等。三叶虫是一种节肢动物,寒武纪是三叶虫的、全盛时代。到奥陶纪时出现了软体动物门的头足纲,主要生物门类还有笔石、腕足类、三叶虫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志留纪中期出现了脊椎动物——鱼类和最早的陆生植物。
  寒武纪:藻类、海棉、腕足动物、海林檎、三叶虫、
  奥陶纪:藻类、海棉、珊瑚、腕足动物、海林檎、海百合、海蕾、海星、三叶虫、
  志留纪:藻类、海棉、珊瑚、腕足动物、海百合、海蕾、海星、三叶虫、鹦鹉螺、
  泥盆纪:藻类、海棉、珊瑚、腕足动物、海林檎、海百合、海蕾、海星、三叶虫、鳞木、鹦鹉螺、
  石炭纪:藻类、海棉、珊瑚、腕足动物、海林檎、海百合、海蕾、海星、三叶虫、沙鱼、鳞木、鹦鹉螺、
  二叠纪:藻类、海棉、珊瑚、海百合、三叶虫、沙鱼、鳞木、鹦鹉螺
  古生代的植物:早古生代为藻类的时代。到志留纪早期维管植物才出现。早、中泥盆纪为早期维管植物的时代,前裸子植物则刚刚出现。晚泥盆纪和早石炭纪以石松纲和楔叶纲为主,真蕨纲、前裸子植物和种子蕨植物次之。晚石炭纪和早二叠纪苏铁和银杏刚刚出现。到晚二叠纪,厚囊蕨目繁盛,薄囊蕨目增多,科达目植物亦多,松柏目和银杏目植物增多,进入到裸子植物的时代。

古生代的地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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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古生代划分三个纪:寒武纪是根据英国威尔士西部的寒武山而得名;奥陶纪是英国威尔士的一个民族的名称;志留纪是威尔士民族居住地。
  晚古生代也划分三个纪:早、晚古生代之间有一个地壳运动,称为加里东运动。海西运动结束了古生代的历史。泥盆纪是根据英国西南的德文郡命名,日译为泥盆,我国沿用至今。石炭纪,因盛产煤层而得名,石炭是煤的旧时称呼。二叠纪首先研究地点在乌拉尔山西坡——彼尔姆,因这套地层明显具有上、下两部分,日译为二叠纪,也为我国采用。
  该时期地壳发展日趋稳定,加里东运动以后,世界绝大部分地槽回返褶皱,古生代末期海西运动后,世界范围内仅剩下两在地槽与两在古陆对立形势,地球在这时的南北分异较为明显。古地理发展的海陆配置,这时也发生较大变化,初步建立了现时地貌轮廓。生物的演替,经过了几次飞跃,植物与动物都先后征服了大陆,高等生物发育繁衍。该期主要地质事件有:
  (1)从海洋占绝对优势到陆地面积不断扩大。
  前古生代,地球上出现不少古陆,但多为一些地槽海所分隔,在元古代褶皱回返的地槽,到古生代时又重新下陷,形成广阔的地台浅海,因此早古生代时,地球仍然是汪洋泽土,海洋占有绝对优势。早古生代,特别是志留纪末期的地壳运动,称为加里东运动。这次运动后,加里东地槽全部回返褶皱,另一些地槽也部分发生褶皱回返,如蒙古地槽北缘的阿尔泰——萨彦岭地区;阿马拉契亚地槽的北段和南段的一部分;塔斯马尼亚地槽的南段等。地槽褶皱回返转化为地台以后,由于活动区转化为稳定区,不但大地构造性质发生变化,而且隆起上升,由海洋成为陆地,所以加里东运动后,世界陆地面积便不断扩大了。
  (2)南升北降地壳发展形势到北方大陆联合南方大陆开始解体。
  经过了加里东运动以后,一些地槽回返褶皱上升为陆地。但到了晚古生代,有些地区又开始下沉,成为地台浅海,因此世界总的形势仍然是南升北降,南方为大致连在一起的冈瓦纳古陆;北方除加拿大与欧洲连起来以外,其余地区仍为地槽海与地台浅海所分割。但是到了晚古生代后期,由于海西运动,世界大部分地槽回返上升,世界范围内只有横亘东西的古地中海地槽和环太平洋地槽还是海洋外,其余均隆起为陆地,于是北方古陆联合为一体,称为劳亚古陆。被古地中海所隔的南方冈瓦纳古陆,却开始解体,印非之间被海水所侵成为中生代大陆全面漂移所发生的前奏。
  (3)地壳发展由活动趋向稳定,形成两在地槽与南北古陆对立形势。
  发生在古生代,尤其是在二叠纪所发生的海西(华力西)运动,其影响要远比加里东运动大得多。通过这次运动,世界绝大多数地槽全部回返上升。如西欧地槽、乌拉尔地槽、阿巴拉契亚地槽、塔斯马尼亚地槽等均转化为地台。上述地槽约有大部分位于北半球,因此经过海西运动后,世界范围内地壳发展日趋稳定,出现许多年轻地台,开始了两在地槽与两大古陆的对立形势,结束了地槽占优势的历史。
  (4)北方发育广大煤田,南方冰雪晶莹。
  海西阶段,地壳运动频繁,海槽相继隆起,陆地面积不断扩大,陆地森林繁茂,尤其是沼泽地带,更适合一些进化不很完全的植物生长,再加上石炭——二叠纪气候湿润,因此植物大量繁衍,那时的北半球呈现出绿树成荫,森林繁茂的景观。又因地壳运动频繁,海陆多变,陆地长好的植物,常为海水覆盖,不久又上升为陆地,继续生衍森林,这种环境,恰为成煤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石炭、二叠纪是北半球最主要的成煤时期。
  晚古生代的冈瓦纳古陆,虽然在印非之间下沉,海水内侵,却仍高高隆起,出现自震旦冰期以来的又一次大冰期——石炭——二叠冰期。冰川活动持续5000万年,冰盖面积仅巴西境内就超过400万平公里。这次冰期正好位于当时南极周围,冰川中心厚,呈放射状向四周围扩散,应属极地大陆冰盖类型。这次冰积物现在的分布位置,恰在非洲南部,印度半岛,南美的东缘,如果将这些大陆拼合,便恢复了大陆漂移前的状况,为大陆漂移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5)中国地壳处于北升南降,北方稳定南方活跃的发展形势。
  元古代中国北方形成的古陆,到早古生代仍在不断扩大,中奥陶纪以后,华北整体上升,形成华北陆台,并与西部塔里木古陆,东北、朝鲜连成一片陆地,称为中朝陆台。
  南方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陆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志留纪末,是加里东构造阶段最剧烈的时期,南方大部分为广西运动。这次运动使湘、桂、赣边的南岭地区上升,位于江南古陆与康滇古陆之间的上杨子海上升形成上杨子古陆,并与江南古陆、康滇古陆联成陆地。这时江浙一带的华夏海岛,也成为华夏古陆。加里东运动后,我国西部的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秦岭、大小兴安岭及喜马拉雅地区仍处于活动海槽。中国地壳北升南降的形势,早古生代就已形成。
  早元古代我国北方形成的阿拉善古陆、晋陕古陆、胶东古陆,在早古生代初期仍下沉为地台浅海、至中奥陶纪后,才与华北大陆整体上升。以上说明早古生代整个北方多处于稳定的地台阶段,沉积了稳定的地台浅海沉积,以石灰岩为主,岩层厚度多在数十米以内,而华南则沉积了厚度较大的碎屑岩系,反映了地壳运动较为活跃的特点。因此,早古生代中国地壳发展显示了北方稳定南方活跃的特点。
  晚古生代中国与世界一样,陆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北升南降,北方稳定南方活跃的形势空前发展,中国初步奠定了现时地貌轮廓。
  在华北、东北南中地区,从晚奥陶纪就已上升为陆地以来,沉积间断了一亿数千万年之久,到了中石炭纪,地壳才发生沉降,出现多次短暂的海侵,这种时海、时陆的海陆交互作用,最有利于成煤。因此华北煤田,主要形成于中、上石炭纪及早二叠纪,如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等这些古生代的地层中,均广泛分布煤田。至晚二叠纪时,又全部隆起成陆,沉积了陆相地层,一直延续至今,这样华北及东北南部便结束了海侵历史。新生代虽然沿海有几次海侵,但与过去相比,规模小、时间短,是微不足道的。
  在华南,早古生代末的广西运动(加里东)对该区的影响:很多地区在早泥盆纪上升为陆地,但到中晚泥盆纪时,一些地区复又被海水覆盖。当晚二叠纪的北方,已是一片陆地之时,而南方的半壁河山,仍在海洋之中。由于地壳活跃,火山喷发,流出的火山岩——峨眉玄武岩散布在大半个西南地区。由于海陆交替频繁,有利煤田形成。
  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原来分布好几条大地槽,沉积了厚至一二万米碎屑岩和火山岩。由于受晚古生代末海西运动的影响,天山、昆仑、祁连、秦岭、阿尔泰、蒙古——兴安岭等地槽,都相继褶皱隆起。
  上述我国经过晚古生代海西运动后,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华南部分,已连成广阔的大陆,我国大陆只有西藏、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及东北乌苏里江口等地区有海水存在。所以说,晚古生代,或者海西构造阶段,是海洋向陆地转化的重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出现大陆占优势的时代。同时经过了海西运动后,地势起伏,分异显著,山盆相间的景观,也开始出现。山盆的出现阻隔了气流自由流通,同时陆地增多,气候由湿润而转为干燥。这一方面使生物界受到一次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生物的演化,为中生代生物大飞跃,提供了条件。
  从上述整个古生代地壳发展来看,仍处于明显南北分异:北升南降或南海北陆;北方稳定,南方活跃的发展总形势。
[编辑本段]古生代的划分
  古生代(Paleozoic era)——地质年代的第3个代(第1、2个代分别是太古代和元古代)。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2.3亿年前。古生代共有6个纪(Period),一般分为早、晚古生代。早古生代包括寒武纪(Cambrian 5.4亿年前)、奥陶纪(Ordovician 5亿年前)和志留纪(Silurian 4.35亿年前),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纪(Devonian 4.05亿年前)、石炭纪(Carboniferous 3.55亿年前)和二叠纪(Permian 2.95亿年前)。
  寒武纪(Cambrian )是地质历史划分中属显生宙古生代的第一个纪,距今约5.4亿至5.1亿年,寒武纪是现代生物的开始阶段,是地球上现代生命开始出现、发展的时期。寒武纪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遥远而陌生的,这个时期的地球大陆特征完全不同于今天。 寒武纪常被称为“三叶虫的时代”,这是因为寒武纪岩石中保存有比其他类群丰富的矿化的三叶虫硬壳。但澄江动物群告诉我们,现在地球上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开始不久就几乎同时出现。
  奥陶纪(Ordovician Period,Ordovician),地质年代名称,是古生代的第二个纪,开始于距今5亿年,延续了6500万年。
  志留纪(Silurian period)是早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古生代第三个纪。本纪始于距今4.35亿年,延续了2500万年。由于志留系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上发育较好,因此曾一度被称为哥德兰系。 志留纪可分早、中、晚三个世。志留系三分性质比较显著。一般说来,早志留世到处形成海侵,中志留世海侵达到顶峰,晚志留世各地有不同程度的海退和陆地上升,表现了一个巨大的海侵旋回。志留纪晚期,地壳运动强烈,古大西洋闭合,一些板块间发生碰撞,导致一些地槽褶皱升起,古地理面貌巨变,大陆面积显著扩大,生物界也发生了巨大的演变,这一切都标志着地壳历史发展到了转折时期。
  泥盆纪(Devounian)地质年代名称,古生代的第四个纪,约开始于4.05亿年前,结束于3.5亿年前,持续约5000万年。“泥盆纪分为早、中、晚3个世,地层相应地分为下、中、上3个统。
  早期裸蕨繁茂,中期以后,蕨类和原始裸子植物出现。无脊椎动物除珊瑚、腕足类和层孔虫(Stromatoporoidea,腔肠动物门,水螅虫纲的一个目)等继续繁盛外,还出现了原始的菊石(Ammonites,属软体动物门,头足纲的一个亚纲)和昆虫。脊椎动物中鱼类(包括甲胄鱼、盾皮鱼、总鳍鱼等)空前发展,故泥盆纪又有“鱼类时代”之称。晚期甲胄鱼趋于绝灭,原始两栖类(迷齿类(Labyrinthodontia)(亦称坚头类)开始出现。
  石炭纪(Carboniferous period)是古生代的第5个纪,开始于距今约3.55亿年至2.95亿年,延续了6000万年。石炭纪时陆地面积不断增加,陆生生物空前发展。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布。大陆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森林,给煤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叠纪(Permian period)是古生代的最后一个纪,也是重要的成煤期。二叠纪分为早二叠世,中二叠世和晚二叠世。二叠纪开始于距今约2.95亿年,延至2.5亿年,共经历了4500万年。二叠纪的地壳运动比较活跃,古板块间的相对运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槽封闭并陆续地形成褶皱山系,古板块间逐渐拚接形成联合古大陆(泛大陆)。陆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海洋范围的缩小,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生物界的重要演化,预示着生物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古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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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代(Paleozoic,符号PZ)是地质时代中的一个时代,开始于同位素年龄542±0.3百万年(Ma),结束于251±0.4Ma。古生代属于显生宙,上一个代是新元古代,下一个代是中生代。古生代包括了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 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又合称晚古生代。
  古生代(Paleozoic era)——地质年代的第3个代(第1、2个代分别是太古代和元古代)。约开始于5.7亿年前,结束于2.3亿年前。古生代共有6个纪(Period),一般分为早、晚古生代。早古生代包括寒武纪(Cambrian 5.4亿年前)、奥陶纪(Ordovician 5亿年前)和志留纪(Silurian 4.35亿年前),晚古生代包括泥盆纪(Devonian 4.05亿年前)、石炭纪(Carboniferous 3.55亿年前)和二叠纪(Permian 2.95亿年前)。动物群以海生无脊椎动物中的三叶虫、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最繁盛。在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相继出现低等鱼类、古两栖类和古爬行类动物。鱼类在泥盆纪达于全盛。石炭纪和二叠纪昆虫和两栖类繁盛。古植物在古生代早期以海生藻类为主,至志留纪末期,原始植物开始登上陆地。泥盆纪以裸蕨植物为主。石炭纪和二叠纪时,蕨类植物特别繁盛,形成茂密的森林,是重要的成煤期。

古生代的地质特征

  地质年代名称。显生宙(Phanerozoic Eon)的第一个代,距今约5.7亿年至2.3亿年前,占显生宙时期的2/3。包括早古生代的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和晚古生代的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早古生代是海生无脊椎动物的发展时代,如寒武纪的节肢动物三叶虫、奥陶纪的笔石和头足类、泥盆纪的珊瑚类和腕足类等。最早的脊椎动物无颚鱼也在奥陶纪出现。植物以水生菌藻类为主,志留纪末期出现裸蕨植物。在晚古生代,脊椎动物开始在陆地生活。鱼类在泥盆纪大量繁衍,并向原始两栖类演化。石炭纪和二叠纪时,两栖类和爬行类已占主要地位。植物也进入依靠孢子繁殖的蕨类大发展时期,石炭纪和二叠纪因有蕨类森林而成为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成煤期。古生代的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深刻影响自然环境的发展。早古生代的地壳运动在欧洲称加里东运动,在美洲称太康运动,在中国又称广西运动。此时古北美、古欧洲、古亚洲、冈瓦纳古陆及古太平洋、古地中海都已形成。晚古生代地壳运动在欧洲称海西(华力西)运动,在北美称阿勒盖尼运动,在中国又称天山运动。经过古生代地壳运动,世界许多巨大的褶皱山系出现,南方的冈瓦纳古陆和北方的劳亚古陆联合在一起,形成泛古陆(联合古陆)。晚古生代在冈瓦纳古陆发生了大规模的冰川作用,大冰盖分布于古南纬60°以内的今南非、阿根廷等地,该冰川作用期即地质历史上的石炭——二叠纪大冰期。古生代的地层总称古生界。

寒武纪

  寒武纪(Cam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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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武纪是在地质时间上约为五亿五百万至五亿四千万年前古生代初期的一段地质时间。它可区分为三个时期:始寒武纪(五亿四千万至五亿七千万年前)、中寒武纪(五亿两千三百万至五亿四千万年前)、以及后寒武纪(伍亿五百万至五亿两千三百万年前)。
  1 本意:寒武纪(Cambrian 距今5.4~5.1亿年)—海洋无脊椎动物大发展
  寒武纪是地质年代划分中属显生宙古生代的第一个纪,距今约5.4亿至5.1亿年,寒武纪是现代生物的开始阶段,是地球上现代生命开始出现、发展的时期。寒武纪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遥远而陌生的,这个时期的地球大陆特征完全不同于今天。 寒武纪常被称为“三叶虫的时代”,这是因为寒武纪岩石中保存有比其他类群丰富的矿化的三叶虫硬壳。当时出现了丰富多样且比较高级的海生无脊椎动物,保存了大量的化石,从而有可能研究当时生物界的状况,并能够利用生物地层学方法来划分和对比地层,进而研究有机界和无机界比较完整的发展历史。但澄江动物群告诉我们,现在地球上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开始不久就几乎同时出现。
  寒武纪是显生宙(Phanerozoic Eon)的开始,标志着地球生物演化史新的一幕。在寒武纪开始后的短短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一爆发式的生物演化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带壳、具骨骼的海洋无脊椎动物趋向繁荣,它们营底栖生活,以微小的海藻和有机质颗粒为食物,其中,最繁盛的是节肢动物三叶虫,故寒武纪又称为“三叶虫时代”,其次是腕足动物、古杯动物、棘皮动物和腹足动物,寒武纪的生物形态奇特,和我们现在地球上所能看见的生物极不相同。 比较著名的有早寒武世云南的澄江动物群、加拿大中寒武世的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寒武纪的生物界以海生无脊椎动物和海生藻类为主。无脊椎动物的许多高级门类如节肢动物、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腕足动物、笔石动物等都有了代表。其中以节肢动物门中的三叶虫纲最为重要,其次为腕足动物。此外,古杯类、古介形类、软舌螺类、牙形刺、鹦鹉螺类等也相当重要。抛开牙形石不说,高等的脊索动物还有许多其他代表,如我国云南澄江动物群中的华夏鳗、云南鱼、海口鱼等,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皮开虫,美国上寒武统的鸭鳞鱼。
  在潮湿的低地,可能分布有苔藓和地衣类的低等植物,但它们还缺乏真正的根茎组织,难以在干燥地区生活;无脊椎动物也还没有演化出适应在空气中生活的机能。寒武纪没有真正的陆生生物,大陆上缺乏生气、荒凉一片。
  古生物学引用“大爆发”一词,来形容生物多样性突然爆发式出现。根据寒武纪开始时痕迹化石和小壳化石的突然多样性和复杂性,“寒武纪大爆发”的理论在澄江动物群发现之前就已提出,但对“寒武纪大爆发”所产生的动物及动物群落结构特征所知甚微,即使著名的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化石也比“寒武纪大爆发”晚1000多万年,不能回答寒武纪初期海洋中具体有什么生命。
  澄江动物群的地质时代正处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它让我们如实看到5.3亿年前动物群的真实面貌,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寒武纪大爆发”时期迅速起源,立即出现,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各个动物门类几乎都已同时存在,而不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慢慢变来的。它将动物多样性的历史前推到寒武纪早期。
  寒武纪的生物形态奇特,和地球上的现生生物极不相同。最古老的鱼种也出现在这个时代,是耳材村海口鱼(Haikouichthys ercaicunensis),该化石发掘在澄江动物群。

显生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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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生宙
  Phanerozoic Eon
  从寒武纪开始出现大量较高级动物以后至今的地史阶段地质年代名称。指寒武纪以来的时期。从距今大约5.7亿年前延续至今。包括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1930年,寒武纪始,生物逐渐向较高级的发展阶段进化,动物已具有外壳和清晰的骨骼结构,故称显生宙。这一时期经多次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不断发展,演化为现今面貌。G.H.查德威克将全部地质时代分为两部分,寒武纪以前称为隐生宙,寒武纪到第四纪称为显生宙。隐生宙因已划分为太古宙和元古宙,这一名称趋向弃而不用。而显生宙则仍作为最大的地质年代单位。显生宙形成的地层称为显生宇。
  显生宙以来发生的生物进化事件主要是多细胞动、植物出现,显生宙的生物进化舞台上的主角已经不是原核生物和单细胞的真核生物,而是多细胞的宏观的动、植物。因此人们又把多细胞动、植物出现以后的地质时代被称为显生宙。
  显生宙是距今5.7亿年以来有大量生物化石出现的时期。显生宙表示在这个时期地球上有显著的生物出现。而那些看不到或者很难见到生物的时代被称做隐生宙。
  显生宙纪要
  郑州、西安、开封、广州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考古足底下的地层时,往往会发现从上到下依次有清、明、元、宋、唐的存积或遗迹。从远古至中古、近代到现代,历史一层盖过一层。
  地球也很类似,不同的地层反映不同的地质世纪。只不过因为无数次山翻地复、沧海桑田,未必有清晰的层次而已。地质历史分宙(或代)、纪、世、期。
  相应地层为界、系、统、层。
  冥古宙 + 太古宙 + 元古宙持续约40亿年。显生宙持续约5·7亿年。不同资料年代有出入,甚至有数亿年之差,这是因为最古老的生命痕迹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显生宙的上限一般定在生命大爆发开始,目前为5·7亿到6亿年前。
  显生宙含: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古生代——距今约5·7亿年起到约2·5亿年前,持续约3·2亿年
  早古生代含: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
  晚古生代含: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
  寒武纪5·7亿——5·1亿年。1836研究英国西部地质,罗马人统治时北威尔士山称寒武山。
  奥陶纪5·1亿——4·38亿年。1869英地质学家根据古代居住的民族名称命名。
  志留纪4·38亿——4·1亿年。名称来源于另一个威尔士古代当地民族。
  泥盆纪4·1亿——3·55亿年。1839将一套海成岩石层按地名命名,中文翻译为“泥盆”。
  石炭纪3·55亿——2·9亿年。1822研究英国地质发现稳定含煤炭地层而得名。
  二叠纪2·9亿——2·5亿年。地层上面是白云质灰岩、下面是红色岩层,中文翻译成“二叠”。
  中生代——距今2·5亿年起到6500万年前。持续约1·85亿年
  中生代含:三叠纪、侏儸纪、白垩纪。
  三叠纪2·5亿——2·05亿年。1834命名于德国西南部,那里有三套截然不同的地层。
  侏儸纪2·05亿——1·35亿年。德国和瑞士交界处有座侏罗山,1829前后发现有明显地层特征而命名。
  白垩纪1·35亿——6500万年。1822发现英吉利海峡两岸悬崖上露出白色沉积物,恰是当时制粉笔的白垩土而得名。世界大多地区该时期地层并不都是白色,如中国多为紫红色。
  新生代——约距今6500万年起到如今。新生代含:第三纪、第四纪。
  早期研究地史分原始纪、第二纪和第三纪。“第三纪”由意大利地质学家1779创用。原来也将新生代称为第三纪,1829研究法国地质时从第三纪中划出第四纪。
  第三纪6500万——160万年前。第三纪含: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
  第四纪(又称灵生纪、人类纪)约160万年前——今。第四纪的划分意见分歧较大,如中国约248万年前黄土开始沉积,气候和地质环境明显变化,应为第四纪始。第四纪含;更新世、全新世。
  更新世已是人类旧石器时代了,又可细分:早更新世、中更新世、晚更新世。
  全新世距今小于1·2万年,是地质史新生代7个“新世”划分的“满崽”了,此时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相继开始,人类使世界进入全新的时代。

侏罗纪

侏罗纪( 距今约2.05亿年~距今1.44亿年,爬行动物和裸子植物的时代) 属于中生代中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地层称侏罗系,位于三叠系之上、白垩系之下。超级陆块盘古大陆此时真正开始分裂。大陆地壳上的缝生成了大西洋。非洲开始从南美洲裂开,而印度则准备移向亚洲。
  生物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重要事件,引人注意。如恐龙成为陆地的统治者,翼龙类和鸟类出现,哺乳动物开始发展等等。陆生的裸子植物发展到极盛期。淡水无脊椎动物的双壳类、腹足类、叶肢介、介形虫及昆虫迅速发展。海生的菊石、双壳类、箭石仍为重要成员,六射珊瑚从三叠纪到侏罗纪的变化很小。棘皮动物的海胆自侏罗纪开始占据了重要地位。
  侏罗纪时爬行动物迅速发展。槽齿类绝灭,海生的幻龙类也绝灭了。恐龙的进化类型——鸟臀类的四个主要类型中有两个繁盛于侏罗纪,飞行的爬行动物第一次滑翔于天空之中。鸟类首次出现,这是动物生命史上的重要变革之一。恐龙的另一类型——蜥臀类在侏罗纪有两类最为繁盛:一类是食肉的恐龙,另一类是笨重的植食恐龙。海生的爬行类中主要是鱼龙及蛇颈龙,它们成为海洋环境中不可忽视的成员。
  三叠纪晚期出现的一部分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在侏罗纪晚期已濒于绝灭。早侏罗世新产生了哺乳动物的另一些早期类型——多瘤齿兽类,它被认为是植食的类型,至新生代早期绝灭。而中侏罗世出现的古兽类一般被认为是有袋类和有胎盘哺乳动物的祖先。
  软骨硬鳞鱼类在侏罗纪已开始衰退,被全骨鱼代替。发现于三叠纪的最早的真骨鱼类到了侏罗纪晚期才有了较大发展,数量增多,但种类较少。
  侏罗纪的菊石更为进化,主要表现在缝合线的复杂化上,壳饰和壳形也日趋多样化,可能是菊石为适应不同海洋环境及多种生活方式所致。侏罗纪的海相双壳类很丰富,非海相双壳类也迅速发展起来,它们在陆相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上起了重要作用。
  侏罗纪是裸子植物的极盛期。苏铁类和银杏类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松柏类也占到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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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由来

侏罗纪之名称源于瑞士、法国交界的侏罗山(今译汝拉山),是法国古生物学家A.布朗尼亚尔于1829年提出的。由于欧洲侏罗系岩性具有明显的三分性,1837年,L.von布赫将德国南部侏罗系分为下、中、上3部分。1843年,F.A.昆斯泰德则将下部黑色泥灰岩称黑侏罗,中部棕色含铁灰岩称棕侏罗,上部白色泥灰岩称白侏罗。侏罗纪分早、中、晚3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