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话语权

http://baike.baidu.com/view/683325.htm?fr=ala0_1


  话语权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中国古代并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无戏言”之类的古语。传统中,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   

意识形态是由一个人、一个集团或一种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设想和期望——一系列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想法,一种价值体系。它与某种哲学思想不同,一种意识形态很自然成为一个行动的方案。就大众传播的意义上说,它对一种文化的灌输十分彻底,以至于其成员根本意识不到还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设想。一种意识形态能被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世界运行或是世界应当如此运行的自然法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从系列即定的物质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思想,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3]并且,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是对现在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之内,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将其制度化,固定化。并让被统治阶级成员接受下来,作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而在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此类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的传播出去,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有形无形的隐含在信息内容之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播中最基本的潜在力量无时无刻的存在着,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受众的观点。现代批评家伯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自杀者死后会进地狱。在这种普遍观点的认识中,如果有人提出说自杀是一种善行,大多数人就会对这种观点持以抵触的态度,所以在基督社会中,这种观点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除非当这种观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强势话语权。

媒介话语权与媒介价值


  媒介的话语权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一般来说,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话语权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比如,随着信息传播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媒介帝国主义开始产生,媒介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信息传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个或几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


媒介帝国主义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到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之间也分别用无线电波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美国之音(VOA)用66个超大功率的发射台对全球广播。而且,由于卫星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意识形态还在第三世界得到强化,导致本地文化的丧失,而发达国家的电视媒介有迎合消费主义的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要求,媒介所倡导的品位、志趣、时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据统计,世界上大多数报刊发表的国际新闻,有90%来自西方“四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的新闻报道71%关于美国,9.6%关于欧洲,关于非洲的报道不到1.8%[4].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经讽刺的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应该被允许参加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他们与北美公民一样受到同样多的有关候选人信息的媒体轰炸;另一种是媒介之间的话语权控制,传统四大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中电视曾独占鳌头。1924年,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发明了第一台电视机。不到80年的时间,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有线电视到卫星传输,电视如今日渐成为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国,至2003年止,全国共有49套卫星电视节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级34套)有广播电台1272家,电视台3540家,电视的人口综合覆盖率93.65%,覆盖人口10亿[5]。在传统的四大媒体中,电视媒体从其面向社会,面向家庭,传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龄文化限制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随着媒体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网络传播变得越来越具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媒体的影响将变得有限。   

媒介价值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媒介传播所引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另一层是指媒介传播信息过重中隐含的一些价值观或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与“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与能指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与能指只是由于要分析的目标才被截然分开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结合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它们的关系显得极其正常与自然。由于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一些媒介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并会隐含一些价值观,尽管看起来是客观公正的,而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隐含有深层次的内容。罗兰,巴特在他的《神话学》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个穿着法国军服年轻黑人正在敬礼,眼睛上扬……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见它对于我的意指: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因此面对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能指,它自身已经凭着前一个系统(一个黑人士兵正在进么法国式的敬礼);还有所指(在这里是法国和军事的一种有目的的混合);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出所指——法兰西帝国,”[6]对于巴特而言,这张照片歪曲了法国殖民剥削的历史事实,从而构成了一个神话“法兰西帝国它仅仅是一个事实,看这位优秀的黑人,他正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行礼。” 不仅如此,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所传输外界的信息是由把关人控制的。一些个人主观倾向不可避免的渗入信息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曾指出:“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9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1.9万个单词。一个对于1977年某一天委内瑞拉本土的新闻只有7条,并且这些新闻是经过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转发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美国机构。”所以媒介价值中无可辟免的隐含有一些倾向性的价值观。而当这种倾向性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时,并起到了话语权的现实作用。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大马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名扬东南亚的慈善家(图)

  叶观盛(1846-1901)祖籍赤溪。他是最后一位雪兰莪华人甲必丹(1889-1901)。曾任雪兰莪立法议员、吉隆坡首任卫生局委员,是吉隆坡同善医院创办人,也是吉隆坡广东义山五位创办人之一,曾独资创立赤溪公馆。他还和众华裔一起创办了维多利亚书院、平民医院的“大华楼”等,今天大部分机构仍存在。他的起家和奋斗史皆充满传奇。

  甲必丹,系captain的音译,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某一地区有关华侨人的事务,华侨俗称为“甲大”或“老太”,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由当地政府委任。叶观盛于1901年去世后,英国殖民当局就把这一职位废除了。

  叶观盛出身农家,在18岁毅然离开家乡,南来马来亚谋生。初到马来亚,他在芙蓉的一个锡矿场工作,省吃俭用,并认识了叶亚来和叶亚石,得到后者的赏识和提拔。1870年,追随叶亚石到内战中的雪兰莪协助叶亚来。内战在1873年结束,叶亚来等人花了7年光阴重建吉隆坡。

  叶观盛的经济活动、政治地位与社会建树,三者相得益彰,相互扩大。叶观盛的矿场在1889年时雇佣7000人,是雪州境内最大矿主之一。1881、1882年,由于许多矿工染病待医,他便设立了“配善堂”,是吉隆坡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后改名为“同善医院”。

  1892—1894年间,叶观盛以“甲必丹”名义承包烟酒码,股额100万元。

  1900年,叶观盛捐出一万元予印度灾荒的难民,和英属马来半岛其他侨领一起做出本地华社其中一次国际性善举。

  160年前出生于台山的乡亲叶观盛,是开埠吉隆坡的华人先贤,他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后一任甲必丹,其有生年间热心公益,重视教育,致力于为华人谋求福利,并为重建吉隆坡作出了积极贡献,名传东南亚各国,成为新、马地区鼎鼎有名的慈善家。值此叶观盛诞生160周年之际,《江门日报》记者通过收集各种资料并到其故乡寻访,以让后人知道华人先贤开埠吉隆坡的伟绩。


http://www.chinaqw.com/news/200610/11/47738.shtml

芙蓉甲必丹盛明利

被誉为神明“仙师爷”的甲必丹盛明利,原籍中国广东省惠州城人,诞于清道光三年(西元1822年,岁次癸未)十月初三日午时。

据说,盛明利为孩提时,聪慧异常,迨至道光九年七岁,入私塾启蒙修业,过目不忘,很受师友器重,年届十五,于学文之外,复从名武师,学习武艺。当时,惠州属之罗浮山,盗贼猖獗,盛明利家为避匪祸,乃迁往新安县之葵涌圩居住,盛明利也因此辍学,改行习商。盛明利不及一年,就深得东翁陈永祥氏器重,擢升为帮柜,继而掌柜,前後凡十四年,盛明利因而获得丰富之商场经验。

道光三十年,盛明利已二十八岁,八月初一日,从澳头放洋南渡。8月29日,抵达麻六甲後,盛明利得该埠鸿发号店东陈玉发录用,为鸿发号之襄理,协助陈氏经营什货及锡米生意,经营得法,生意扶摇直上,每年结算,大有所获。

当时麻六甲商人收锡米,来源多从丹戎加榄(即今之芙蓉埠泉沟尾)及亚沙两地,用牛车运至宁宜,再由水路运麻六甲。1858年,三十三岁的盛明利奉陈玉发之命前往芙蓉亚沙,创办明发锡矿公司,实行直接开发,结果极为成功,获利甚巨,盛明利因此更受器重而成为陈玉发全权执行人,锐意发展计画。过了年余,发生亚沙土人与加榄母土人械斗的事,是盛明利一跃为领袖人物的契机。事件起因是亚沙土人将泥沙堵塞水道,淹没加榄母人之锡矿场;盛明利见义勇为,毅然挺身而出,向双方调解,重行划分疆界,并为双方出资开辟水道,使水势顺流无阻,不复有水淹之事发生。由此,使盛明利受土人尊重,也受当地华人尊为领袖。从此,凡有纠纷盛明利都为之排解而结人缘,被封为双溪乌戎(芙蓉)之华人甲必丹。

1860年岁次辛酉,芙蓉两名土酋为了互争华人缴交的锡米税和保护费,以致爆发战争,而当地华人也因帮派的矿场地盘,牵入战争漩涡之中。战争於8月26日(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爆发,盛明利的海山公司在这一战役军事失利。当盛明利领着部卒,取道森林,企图撤退芦骨,满以为能投奔芦骨之统治者珠玛亚德处暂驻,不料途遇敌酋,被杀,时年三十九岁。

据後人的说法,盛明利领着残余小部,原打算取道森林向芦骨方面逃去。不料在林中走了几天,竟迷失方向,再加上绝粮,迫得只好折回芙蓉战区,去找平日有交谊的马来朋友,借些乾粮,以救燃眉之急。想不到冤家路窄,半路上竟碰到敌方土酋的大队人马,一时措手不及,结果被敌人擒去。敌酋拿督班达是个偏激自大而性好嗜杀的枭雄,盛明利被敌人斩下头颅,终於作了壮烈的牺牲。

传说盛明利遇害之际,颈溅白血。这一说法,一时称为神奇,尤其在同党之间,更激荡人心,消息遍传,衍为神话,俱说盛甲素行仁义,已经名登仙藉。芙蓉由其旧部在拉沙建千古庙,以为纪念,任盛明利继承人之芙蓉甲必丹叶亚来,经纪其事时,正值1861年。

後世又有传说叶亚来是得到仙四师爷报梦,往吉隆坡有大发展,才毅然辞去芙蓉甲必丹的任务到吉隆坡。叶亚来为酬答仙四师爷神恩,曾於1864年9月26日,亲往芙蓉千古庙,恭迎仙师爷盛公明利之神位,回吉隆坡供奉,厝於一所房屋内,称为仙师爷庙,早晚炷香,祈神庇佑。其後吉隆坡四年战争中,海山会党的节节胜利,被认为是仙师爷屡屡显圣,指点迷津。迄1873年3月,海山为主的势力,一统吉隆坡天下,叶亚来觉得庙堂地方浅陋,不足以表崇敬和昭示後世,於是本身捐出其屋後椰园一幅地(即今仙师爷庙及附近之六段店地),联合侨众,鸠集资金,正式建庙,奉祀仙四师爷及往日阵亡的师友和将士们,以酬同袍之恩德,并在於1875年(光绪元年)开光进香。1881年至1883年,再作第二次重建,其後1938年又修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後,鉴於日治时期,庙务几濒停顿,神像庙宇,多有残毁,1949年始将庙宇大加修茸。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cat=34&id=1243

【马六甲开基甲国】首任甲必丹郑芳扬

首任甲必丹郑芳扬称为“郑甲”(Tin.Kap),亲切地称他“漳州国王”。

  当年,他随父亲离开漳州府,到南洋谋生;后来,他成了马六甲首任甲必丹,饮誉海外。
  几年前,一位回乡省亲的台 湾作家告诉我:“漳州人在国外当过总统、首领的何止科拉松·阿基诺一人,明朝时开基甲国的甲必丹也是漳州龙海籍的人,名叫郑启基。”他说完,递给我一份从马来西亚复印来的文字资料及其在马六甲青云寺门前拍的一张照片。我一口气读完资料,觉得龙溪是个大县,少说有一百多个村庄,这神秘的甲必丹到底来自何方宝地?此事一直成为我这些年来追踪的目标。
  明代古遗的《诒谷堂宗谱》,其中记载本村“第十一世祖郑启基,在麻六甲”。这位“郑启基”,与开基马六甲的甲必丹“郑启基”是否同一个人?其出生年月是否相同?
  漫步距赤道仅100多公里的马来西亚特区马六甲城(Melaka)市区,感觉这仿佛是一座闽南城镇:街道两旁房屋的建筑大都像闽南的民居,许多商店招牌都写着繁体华文,许多店家和路人都会讲闽南话。徐先生介绍:“马来西亚1957年8月才宣布独 立,建国时间不长。但根据历史记载,早在600多年前,中国和马六甲就有友好往来。中国的明朝皇帝明成祖在1403年派尹庆出使马六甲与满剌加王朝苏门答腊王子互赠礼物,商议通商。1405年,明朝皇帝又派著名的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五次在马六甲上岸,带去了许多中国手工产品和土特产。1408年,明朝皇帝还册封当地拜里迷苏剌为王。中国人在这里开井修渠,传播良种,帮助农耕,促进经商。之后,中国南方沿海的人到南洋包括马六甲经商、做工的不断增多。到明朝成化七年(西元1471年)漳州府龙溪县海商后敏弘又引导一大批福建人到马六甲经商,交易胡椒、香料、丝绸织品、生产工具,和本地马来人建立了友谊。”“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谋求在亚洲找一个贸易落脚点,由亚伯圭率领19艘军舰袭击马六甲。当地马来人和华人团结合力进行抵抗,但由于没有战斗经验和足够的武器,马六甲城被葡军强占了。殖民者肆虐奴役当地居民,强迫他们修路建堡,却受到人民一再抵制。军事侵略者感到奇怪,这里的华人大都讲闽南语,很团结,很难管理。最后,只好找华人长老商量,答应华人自治,让他们推选出有威望的人当首领。结果,福建漳州府的华商郑芳扬当上头领,号称甲必丹。”
  郑芳扬,名启基,字明弘,生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卒于万历45年(1617年)。由于是马六甲首任甲必丹,当时人称为“郑甲”(Tin.Kap)。据当地人介绍,郑芳扬的人生具有传奇色彩。年少时,他随父亲郑思显离开漳州府,渡海南下到南洋谋生。
  芳扬从父辈那里学来了勤奋、吃苦的精神,加上他聪睿过人,肯动脑筋,每每到海边讨小海时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在海滩交易时,发现每个地区的物资都有不同的价差。于是,他到船上当挑工,了解货运货价,常常把得来的工钱换上外货,再挑到各地去卖,然后买了山货挑到海边去卖。他为人豪爽,很讲信用,不管哪个国家来的人都喜欢和他做买卖。不久,他积累了一笔钱,请人做了一批小推车在陆上运货,买了小船在马六甲海峡周边岛国上跑运输,很快成为当地的大富。
  郑芳扬在国外发了财后,没有忘记他的祖国和亲人。他经常资助初次从祖国来南洋谋生的人,为他们提供膳宿,优先介绍务工,同时执著地在华人中保留炎黄文化。他在日常往来中,同时使用马来文、中文,在华人聚居地仍旧讲闽南语。逢年过节把家乡的民间风俗搬了过来,华人们在异国他乡以此聊解乡愁。他一生中创立的最大一座丰碑,就是聘请家乡的师傅,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建筑了一座尊崇中国传统佛教的寺庙(青云亭),为出洋打拼的人们祈求平安、顺利、发财。庙中供奉的主神是观音大士,所以又称观音亭。寺庙建起之后,成了马六甲的一道亮丽的新景,一时吸引了当地许多居民和海上贸易的各国人士,马六甲更加热闹。同时,郑芳扬看到当地居民有火化入葬的风俗,为尊重华人的民俗习惯,让华人故后能入土为安,带头集资购下“三宝山”下100多亩地,解决当地华人故后葬所。坟园坐南朝北,象征永望故国家园。
  从此,青云亭不但是受人朝拜的庙宇,也是当时华人社会的政务、法庭、精神信仰的中心。
  有一年,郑芳扬闻报,葡萄牙人从海上抓了一批南下的华工和几十个马来女子,准备运到外洋去卖“猪仔猪花”。他十分气愤,马上令人开了一条船赶到那里找葡军的头目。葡军头目自恃有枪炮压阵,十分傲慢,说这种买卖是他们海上做惯了的贸易生意,谁也不能放人。郑芳扬明白武力打不过他们,又得知这些“猪仔”第二天一早就要运走,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忍痛把他自己辛辛苦苦经营所得的一批积蓄“买”下这些“猪仔猪花”。郑芳扬按照受害人的意愿,想回乡的给路费,想留下的安置做工。尤其是那些马来女子被失散的家属领了回去,大家都十分感激“郑甲”,他们听说“郑甲”是漳州府来的,亲切地称他“漳州国王”。马华相处更加亲密,在当时传为佳话。从此,马六甲从一个荒芜的山野海隅不断发展成东南亚的贸易中心,也使中马友谊更加深厚。两年后,葡萄牙学者到马六甲测绘地图,在一份《满剌加城市图》中,已标有“中国河”、“中国村”、“漳州门”等地名,可见郑芳扬等华人对马六甲有很大的影响。
  郑芳扬逝世时,男女老少倾家而出为之吊唁,当地华侨把他厚葬在“三宝山”南坡,祀位青云亭受世人朝拜。郑芳扬的陵园仍保留完好,墓碑上镌刻“文山显考甲必丹明弘郑公之墓”“孝男文玄奉祀”字样。龙海市洋西村的郑霜高先生说:这“文山”两字是现在榜山镇洋西村山北社的灯号,与民族英雄郑成功同出一宗。如今洋西是闻名中国的“龙江风格”的发祥地。
 禄位厅中 央供奉郑芳扬的禄位牌。禄位牌高约一米,上用金字描刻“开基甲国特授甲必丹讳芳扬郑公禄位”。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为多数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关系很融洽。马六甲是马来半岛上建立政权较早的地区。英国打败葡军后,占领、接管马六甲,于1824年废除了甲必丹制度。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 立,马六甲成为她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不管历史经历多少沧桑,但中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仍代代相传。如今,青云亭作为中马两国人民友谊的标志,已成为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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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必丹叶亚来

甲必丹叶亚来公(1837-1885),原名茂兰,字德来,是我国首都吉隆坡发展史上重要的先驱者。叶公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二月初八日(即公元一八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祖籍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周田乡。
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他年幼时曾入学读书,但是2年后基于家境贫苦而辍学在家替地主牧牛、织竹器,以赚钱帮助父母维持生计。
1854年,农村受农民革命战争的影响,而导致民不聊生,佃农生活更是三餐不继。当时才17岁的叶亚来为生计所迫,不得已离开家园只身到南洋谋生。

叶 亚来抵达马六甲后,开始做苦工为生,但不久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靠此过活,于是他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据传说,当时与他同住的有一位叫郭龙的相师发现 叶亚来眉宇常蕴英气,预测他决非久居人下者。因此,每当他见到叶亚来沮丧不振时,就为他讲述历史上由草泽崛起而成大业的故事来安慰他。叶亚来深受触动,渐 渐对苦力生活萌生倦意。由于他为人豪爽,乐于助人,侠肝义胆,敢作敢为,不久他便逐渐和当地的最下层的人们混在了一起,并且深得这些人的信赖,被视为工人 领袖。就在此时,传来了吉隆坡矿场以优厚待遇征募工人的消息.

1859年,叶公在族叔叶福资助下,在芦骨经营生猪及收买锡米之生意,不久叶公离开芦骨到双溪乌戎找寻新生活。他于途中巧遇双溪乌戎华人甲必丹盛明利之总巡(保安队队长)刘壬光同乡,刘乃推荐他为副总巡。 一八六零年,甲必丹盛明利不幸因战牺牲。

战乱平定后,双溪乌戎重选华人甲必丹, 胆识过人又精明能干的叶亚来公被推荐出任华人甲必丹 ,因政绩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1862年,叶亚来得到一位叫刘壬光的华人——当时已活跃于新开发的吉隆坡地区的甲必丹(注:甲必丹是葡萄牙和荷兰统治马六甲期间选定管理华人社会事务的 领袖)的邀请,出任刘的私人助手。这以后,叶亚来的生命开始出现转机,涉足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两年内,他拥有了两个锡矿场,还开了一家药店,同时还娶了 一名马六甲华族女子,稍后,他还受托负责建立起吉隆坡地区的第一座庙堂。

1868年刘壬光身患重病,不久逝世。叶亚来接任甲必丹后,迎战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吉隆坡锡矿蕴藏丰富,随着开采业的发展,往日无人问津的荒僻之野已为人们高度关注,各土酋为争夺矿税从明争暗斗演至剑拔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叶亚来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措施,公布罪行处罚条例,组织起规模庞大的私人保镖,训练足以捍卫领土的军队。



1871年8月,吉隆坡保卫战打响了,叶亚来首先取得了郊外狙击战的胜利,但不久局势骤变,在1872年吉隆坡曾一度失守,叶亚来率领的华工牺牲了1700多人,吉隆坡也惨遭焚毁。1871年8月,吉隆坡保卫战打响了,叶亚来首先取得了郊外狙击战的胜利,但不久局势骤变,在1872年吉隆坡曾一度失守,叶亚来率领的华工牺牲了1700多人,吉隆坡也惨遭焚毁。为了夺回华工多年苦心经营的矿区,叶亚来决定光复吉隆坡。1873年7月,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叶亚来终于如愿以偿。但往日喧哗繁忙的矿区死寂凄凉,有人劝叶亚来放弃这个恐怖的地方,可叶亚来决心扎根此地,重整旗鼓,开采锡矿,建立市埠。

随 后的几年间,叶亚来面对的经济问题多过政治问题。英国人在1874年干预马来诸邦,使本地区出现了更重大的变化。英国人采取迅速的步骤,建立苛刻的税款征 收和残酷统治制度,在内陆地区多个地方驻扎警察。叶亚来也被迫接受一组为6人的警察队伍,为他们提供住所,并发给薪金。

一八六二年初,叶公放弃双溪乌戎华人甲必丹之职,到吉隆坡协助吉隆坡第二任甲必丹刘甲处理行政事务及管理锡矿厂。叶公并于一八六四年创设惠州公司(本会馆前身),安置初由中国家乡抵步之同乡及供贫病之同乡食宿。一八六八年,刘甲不幸逝世后,叶公代执行甲必丹任务。推行英明政策,严惩盗窃,吉隆坡成了夜不闭户之太平市镇,远近闻名。

一八六九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佳节时,叶亚来公在隆重仪式中正式受雪州苏丹册封为第三任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册封仪式由苏丹代表拉惹玛赫蒂主持。一八七零至一八七三年期间,马来王室因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因素,爆发四年内战。甲必丹叶亚来公在请援下, 派兵协助雪苏丹女婿东姑孤丁与巴生土侯拉惹玛赫蒂作战。战乱期间,吉隆坡两度易手,三度被焚。战场失利, 甲必丹叶亚来公几番征战,终於於一八七三年三月 光复了吉隆坡 。

雪苏丹为表扬叶亚来公的功绩,於一八七三年六月, 再度册封叶公为吉隆坡华人甲必丹 。战后的吉隆坡,废墟一片,锡矿场也化为水潭。甲必丹叶亚来公说服了要他迁的将士同僚,使他们留下来和他共同努力重建一个新的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公重建吉隆坡的工作是非常有计划的。他首先发展公路网,疏通河流,建造桥梁,扩建住屋,使由亚答屋进步到砖瓦屋和商店,重开矿场,鼓励各族共同参与建设,吉隆坡就这样从废墟中逐渐发展成为今日我国最大的都会。 一八八四年,甲必丹叶亚来公知教育之重要,乃创设私塾于惠州公司内,供同乡就读,并亲到中国聘请举人叶 树网前来教学。这为吉隆坡第一间华人学堂。一八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清晨,伟大的甲必丹叶亚来公不幸病逝,年方四十八岁。

http://malaixia.com/html/mingren/lishimingren/20070324/8.html

陆佑

陆佑,金融家,广东省鹤山雅瑶镇黄洞村人,曾于新会当长工,接着往吉隆坡开拓创业,成为马来亚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陆佑富而好善,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捐资办学办医,捐款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捐资百万建香港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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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佑(1844~1917)著名华侨实业家、金融家,慈善家。小名如佑,字弼臣,号衍良。广东江门鹤山雅瑶镇黄洞村人。本姓黄,自幼丧母,因家境贫寒,少时被迫到新会桐井岑溪村一户陆姓财主家当童工,后改姓陆。16岁时被卖“猪仔”到马来亚谋生,在一锡矿当矿工多年。后在新加坡开设小商店“兴隆号”。接着往马来亚开拓创业,承顶他人废弃之“旧龙口”锡矿,使锡矿回复生机,并发展成颇具规模之大矿。后发展橡胶业、椰子业、咖啡业,集种植与制炼于一体,兼营水泥业等,成为马来亚有名的“锡矿大王”和“橡胶大王”。在商业方面,在原“兴隆号”基础上,又开设了10多家“东兴隆”。1913年在吉隆坡开设广益银行发行银票,同政府发行的钞票同等价值,在南洋马来亚各地流通,一跃而成“金融巨子”。其银票正中印有“东兴隆陆佑”的马来亚文字样。到陆佑身后20年其银票仍通行无阻,直到1940年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才停止使用、兑换。陆佑富而好善,捐资改建吉隆坡的马路和市容;捐资将文冬、关丹两镇建设成现代化都市;捐资办学办医,创办了养正学校、尊孔学校、莱佛士学院、医学院、图书馆、同善医院、老弱院、中华大会馆等。他积极捐款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中华民国成立,荣膺六等嘉禾章。香港大学之陆佑堂,为陆佑捐资百万所建。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老子兵道》之二:用兵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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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三十一章),君子平时居处以左边为贵,用兵打仗的时候就以右边为贵,这是古礼所规定的,老子引用这些礼制规定用来说明,用兵打仗不是什么好事情。



“礼”起源于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反映了蒙昧时期人类对祖先和上帝的崇敬和畏惧,后来,则由祭祀仪式扩展到日常生活,从宗族内部扩展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工具。西周时期确立了完整系统的礼乐文明,《周礼》、《仪礼》、《礼记》上面有着繁文缛节般的记载。古礼主要包括“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嘉礼和军礼。军礼是古代师旅操演、征伐之礼。据《周礼·春官》记载,军礼主要有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和大封五种。



古礼上规定,“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一种解释,左边向着东方,东方属木,代表着草木逢春、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故有“左青龙”表示万事吉祥;右边向着西方,西方属金,代表着草木逢秋、万物凋零的肃杀与死亡,故有“右白虎”表示凶杀困厄。另一种解释,以人的两臂而言,一般左臂较为柔弱,以左为贵,表示君子处事尚文,以谦让柔和为善;人们经常使用右臂,右臂比左臂更为强壮有力,在丧礼、杀伐的时候以右为贵,有刚健、尚武及不祥之意。



到了军礼上,便有了“用兵则贵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的说法。一来因为左尊右卑,军中主帅居处右边的卑位,有小心谨慎对待战争、时刻保持谦卑、居安思危的意思;二来说明古人认为战争杀伐是不祥之事,应该以丧礼的仪式来对待。



这些古代军礼,是老子对“兵者不祥之器”的进一步说明,这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很久一来就有了的优良传统。受到“礼”的制约,在用兵上就体现为“仁义之兵”,两军对垒,不能进攻还没有布置好阵式的敌人,不能乘敌人有困难的时候发起突然攻击,不能追赶逃跑的敌人。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管仲提出了“节制之兵”,到了春秋末期,孙子提出的“权诈之兵”逐步占了主流。



总体而言,进入了春秋时期,“以礼为固”的军礼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趋于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兵以诈立”、“出奇设伏”。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本来有机会擒获楚军的盟友郑伯,却停止追击,放他逃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韩厥三次与楚军的统帅楚共王打了照面,他不仅不上前擒拿,还下车免胄恭恭敬敬向楚王行礼,楚王也一点不含糊,使人回报以礼物和慰问。韩厥正是重视遵循《国语·周语中》道出的“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的古礼。这样的事例,真是让人慨叹。而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恪守“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的古训,导致宋师败绩、自己也受伤的事例,则突然为历史留下了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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