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奢靡》（转载）

　　历代人们评价管仲和晏婴这两位齐国贤相的时候，大多都认为晏婴是廉洁的，而管仲却是奢侈的。孔子在评价管仲时曾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检？！”“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面玲珑佾》）认为管仲的生活富裕，摆的规格比大夫高，接近于邦君。
　　管仲在最初被齐桓公任以国政时，曾向齐桓公提过几个条件，一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任他为上卿；二曰“贫不能使富”，桓公又赏赐给他齐国市租；三曰“疏不能治近”，桓又立他为仲父。看起来，管仲对权势富贵真是够贪婪的了。其实，管仲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从治理齐国的大局而提出来的。
　　西汉末刘向曾说；有一次，桓管征求大夫们的意见，拥护的站左边，反对的站右边，有一位不左不右的，站在中间说：“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意思是权力示免太大了，于是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大体意思是，“我的地位太高了，我的权力太大了，我的收入太优厚了，我要时时向人民榫。”
　　可见管仲自己对此也是心中不安的。引起人们对管仲争议的，还因为《管子·侈糜》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渝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要吃那些味道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林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其实对《管子》鼓动、提倡的值得你应作具体而辩证的分析，因为它这种“奢侈”观，即“消费观”是辩证的。
　　首先，《管子》提倡消旨、奢侈，是为了“从人欲”。《管子》认为，“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一日违也。”（《管子·侈靡》）“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同上）“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为政者只有顺遂了民心，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侈乐富贵常记心上，并予以满足，政令才能实行，国家才能治理。认为统治者应懂民心，顺民情。“民恶优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管子·牧民》）
　　“夫民心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为善也。”（《管子·侈靡》）老百姓没有衣穿，没有饭吃，“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同上），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会关心政治，不会顾及国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老百姓丰衣足食，才能把君国大事放在心上，听从政令，为国效力。由此可见，《管妇》存天理、尽人欲的思想实在比后代儒家要“灭人欲”的思想高明得多。
其次，《管子》并不是一般地提倡奢侈，对百姓和富者一律对待，而是有所区别的。对一般百姓来讲，国家要设法开辟土地，让他们有维持生活的酱。然后再“省刑罚、薄税敛”，老百姓就可以富了。而对那些富裕的，要促使他们放散资财。“巨瘗窨，所以使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萌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这就是“富者磨之，贫者为之”（《管子·侈靡》）的方法。让富者雇佣许多人为其修建坟墓、棺椁、以及准备大量的随葬品，耗费大量的资财用以交付工钱，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干，有饭吃了。还要让“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同上），而车、马、酒，都要靠老百姓生产出来，这也是使富者放散资财而利于百姓的办法。
　　第三，《管子》也不是一味地鼓励富贵，提倡奢侈的，认为侈、俭都应有一定限度。《管子ｚ》经常告诫人们“慎贵”、“慎民”、“慎富”（《管子·枢言》），而且把“欲”列为失败的四大因素之一。“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寡之”（同上）。它把“不侈泰，不纵欲”看作“正天下之本”的因素，“若天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从，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管子·重令》）它还告诫君主“慎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要人们保持在富而不甚，贫而不馁，“知礼节”、“知荣辱”，既能为国有所，又不犯上作乱的水平上。它认为，如果不明白侈和俭的辩证关系，就会有损于国家。“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多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知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不仅分析了没有限度的消费是产生奢侈的根本原因，而且分析了由于奢侈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审慎处理度量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政开支、严禁奢侈浪费是治国的当务之急。
第四，在一定条件下，《管子》又是鼓励奢侈，即提倡高消费的。认为，鼓励奢侈，提倡消费，在一定条件下，除具有啬就业，解散财利，避免财利过于集中两个作用外，还有别外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赈救荒灾。“若岁凶旱水＊，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数》）在历代赈济策略中，这是一个难以被人理解的做法。此做法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家或官府在灾荒年代尚具有充足的积蓄。二是刺激生产。“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琥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大夫散其邑杰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尧舜之数也。”（《管子·揆度》）三是“不侈，本市不得立。”《管子》正确认识到消费是交换的前提，制约着交换；“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善本事，而末事起，不侈，本市不得立”。（《管子·侈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