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

《管子·牧民》

经言一（译文）
凡是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会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居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遵守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关荣和耻辱。君主的服用符合法度，六清就可以团结；国家的四维（礼、义、廉、耻）能够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顿四维；教诲人民的根本方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宗庙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会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回不务正业。君主挥霍无度，人民就胡作妄为。不禁止奢靡，人民就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的人就多了。不尊敬鬼神，人民就不能感悟；不祭祀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重祖宗，老百姓就回犯上作乱；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以上所讲的是治国法度。

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不稳；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 ，国家就会灭亡。不稳还可以扶正，危险还可以挽救，颠覆还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统治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以上所讲的是四维。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要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要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要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要使他繁育生息。应为我能事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他们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危难；我能使他们繁育生息，他们就不惜为我牺牲了。所以，靠刑罚是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的，靠杀戮是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人民的上述四种愿望，书院的自然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延误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以上所讲的是四顺。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好像流水的源头上。把人民安排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不可持久的地位。不去做那种不可重复的事情。
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所谓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不去做那种不可重复的事情。所谓把政令下达在好像流水的源头上，就是要政令顺应民心。把人民安排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各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要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不可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那种不可重复的事情，仅仅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做到政令顺应民心，威令就可以行通。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主了。
以上所讲的是十一经。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是不能治好的；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是不能治好的；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是不可能治好的。应该按照家的要求治家，按照乡的要求治乡，按照国家的要求治理国家，按照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姓氏不同，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人的办法；不要因为不同国，不听取外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象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是君主的度量。



相关资料：《管子》经济思想概述

举例说，在研究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著作《管子.轻重》十六篇时，两位国学大家竟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胡寄窗先生认为，《管子.轻重》代表商贾利益、重视商贾及其发展。而马非百先生认为，《管子.轻重》代表地主阶级和专制君主利益，其排斥富商蓄贾的思想非常突出。
为什么会两人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百姓均平，反对一个阶层单独主政。进一步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一直强烈的反对“以资为本”，是主张“以人（国，这里的“人”是社会整体）为本”。一方面，《管子》一书的作者强调商人和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商人或资本垄断国家利益，胡寄窗和马非百二位先生各执一端，所以才会出现一家认为“重商”，一家认为“抑商”的情况。
诚如《六韬》、《六守》中所讲的，一方面商人是国家的“三宝”之一，另一方面“臣无富于君”。关于中国“以人为本”的商业社会，《六韬》中论述得过于简单，《管子》一书论述就很详尽了。
　　《管子》的作者认为，人民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最早谈到“以人为本”的《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强调了国家整体，而不是部分势力强大的必要性：
　　“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原文：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所以，《管子》一方面强调商人是国家的柱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贫富严重分化，“商贾在朝”，资本腐蚀社会，人剥削人，像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兹将相关论述摘录如下：
　　 《管子.乘马第五》论商人及商业之重要意义：
　　 “有市，无市则民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译文：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用缺乏。六里见方的地域，称之为“社”；有居民的邑，名之为“央”，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按黄金百镒为一筐来算，货物一谷笼算作十筐；集市的商人如果达到三十人，从正月到十二月年收黄金一镒，这就是征税。每年的春分公布税率，立夏则按月核实，秋天则统计总的征税情况；还要统计商民人数的增减。）
　　 《管子.小匡第二十》论社会分工和商人的社会意义：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译文：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论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危险以及节制资本的意义：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译文：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